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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備忘錄》&《記憶家園》映後側記（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巡迴場次）

2024-07-22

《備忘錄》映後側記

《備忘錄》映後側記作者：岳詩傑（陽明交大亞際文化研究碩士生）

記錄新冠疫情中上海封控期間底層抗爭的短片《備忘錄》隨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陽明交大巡迴場在新竹光復校區人文電影館放映，映後討論由劉紀蕙教授主持，窮山惡水電影小組兩位成員現場與談。

《備忘錄》採取一種有限性的視角，從封控處境之下的周邊出發，組接隨手拍攝或從網路擷取的匿名短視頻，在不同規格的影像的參差對照之間，還原疫情治理之下的媒介環境以及群眾抗爭。

映後環節，劉紀蕙老師先是說明了邀請兩部影片（《備忘錄》《記憶家園》）共同放映的原因：均反映某種當代治理之下無法安頓的生存處境，從中我們得以看到亞際社會不同邊緣的狀況。劉老師認為，《備忘錄》巧妙使用短影音素材，得以呈現出官方宣傳與民間視角之間的巨大落差，並對於主創團隊所呼籲的「用影像思考影像」的「短影音行動主義」表示讚賞。

窮山惡水電影小組將爆發於2020年的新冠疫情視為自身緣起的重要契機。在成員看來，疫情某種程度上成為影像媒介發展的一道分水嶺。一方面，線上會議、直播、短影音等新興影像模式因疫情而驟然蓬勃；另一方面，在疫情之下的緊急狀態裡，短影音成為民眾日常真正的新聞來源。小組對於短影音的態度亦從中發生很大轉變，他們開始意識到，在中國當下的處境中，短影音成為一種「拍攝不可拍攝之物的必要手段」，由之能夠「看到基層的視覺和感受」。疫情期間的經驗，對他們此前從事的劇情片創作提出了挑戰，出於紀錄快速變遷的當下的初衷，他們開始轉向對紀錄片的關注和嘗試。小組成員提到，疫情期間他們住在上海一個外來務工者聚集的社區，所見聞種種來自民間的自發反抗，尤其是邊緣和底層群眾，往往缺乏組織和方法，感於這種缺失，他們選擇了小組協作這種方式來進行新的影像探索。

與談人岳詩傑從片中一個頗具行動藝術效果的段落（導演用新聞聯播常用詞彙隨機生成一篇毫無意義的稿件，並用新聞主播AI配音，偷換掉小區防疫宣傳的大聲公，結果未引起任何注意）出發，又聯繫最近於坎城影展上映的影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導演：婁燁，2024），提出關於影像行動主義在中國當代的時間性的討論：是可以作為某種「立即行動」刺入現狀，介入當下，還是只能作為「備份」/「備忘」？同時，他亦提醒，2022年上海封城的「極端治理方式」並非疫情期間所獨有，只是在疫情的緊急狀態下才一時幾無差別地落到多數城市居民尤其是中產階層身上，也因此在輿論層面引起極大反響。而對於某些群體，比如參與城市建設的農民工，其實過去數年間始終在忍受一種不亞於疫情管控的酷烈治理。當我們緬懷「改開」年代的都市繁榮時，或許不應該忘記這些龐大而沈默的「註腳」。

一位陸生觀眾先是分享她此前同台灣朋友同看《備忘錄》的反應落差，對於片中許多片段，朋友感到很好笑，而她比較「笑不出來」。她說自己先前對短影音亦有某種偏見，覺得「很吵」，但在中國民間大量發生的廣義上的「社會運動」其實能見度很低，唯有通過抖音、快手等短影音平台才得以略略被看到。並且，疫情期間也有很多研究者透過短影音平台來進行田野調查，亦說明回應這一媒介形式的必要。她向窮山惡水電影小組提問：所謂「影像行動主義」是創作《備忘錄》之前就有的理論預設，還是之後找到的框架？

窮山惡水電影小組回應，自身對「影像行動主義」的了解來源於疫情期間受武漢藝術家邀請參與《打破魔咒：無政府主義電影人、錄像帶游擊隊和數字忍者的歷史》（复印info試讀本，2022）的翻譯工作，其中所介紹從全球各地抗爭運動中產生的影像實踐方法，對於當時身處封控中上海的成員來說頗為受用，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民間自發的影像記錄、上載、轉發接力同樣具有某種運動性質，這種認識亦延續到之後《備忘錄》的創作中。

清大中文系博士生邵悅提問：小組如何處理使用短影音素材創作時的版權以及被攝者的同意問題？同時她分享觀感：影片所呈現的底層群眾的反抗，或許由於其資源和組織性的匱乏，記錄者亦很難從旁形成清楚的敘事，而衝突的原因和個中細節，對於脈絡之外的觀者來說其實有點模糊，不過還是可以從影片中看到情況的複雜性和張力。

現場觀眾提問：疫情之後各大影展、電影節頗多「回到影院」的呼籲，但短影音這種豎屏影像由於其解析度和畫幅比例，其實就觀看而言是「反影院」的，想知道小組如何看待影像行動主義和「電影」之間的衝突？

現場觀眾提問：小組在取得諸多短影音素材後，如何取捨哪些用哪些不用？以及在後續加工處理上，跟原先拍攝者的觀點是什麼關係？以及，影片為何被放到「民族誌影展」的脈絡裡進行放映？

窮山惡水電影小組回應，當時網路上的短影音素材是巨量且轉瞬即逝的，小組成員每天都會刷看大量短影音同時出於本能保存下來，事後若再想去追溯來源，其實比較困難。如片中服裝市場租戶抗爭的段落，相關素材的拍攝者在小組嘗試聯絡的時候並不願正面交流但又會主動分享當時拍攝的視頻，所以素材的使用授權其實有時處在一種模糊的狀態，而小組在製作影片時也會將這些素材進行低像素化處理。他們認為，短影音的特點是短小利於傳播，但同時也是去脈絡化的，事後很難通過單一的視頻來返回原初語境。由於多數直接拍攝者不具備影像編輯能力，小組作為電影工作者可以做串連的工作，以補充邏輯和語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會對原來素材的觀點進行顛覆性的改變。例如片中小區居民抗爭的段落，實際上完整使用了小區居民拍攝的多個素材，未進行剪輯以盡可能還原實況，反之官方報導只使用了其中一幀畫面。小組認為，在這一事件中，單獨一個視頻無法達到現有的揭示力，他們認為自己跟小區居民其實是合作關係。

關於影像行動主義與電影的關係，小組認為，二者並非直接衝突，電影受到行動主義影像衝擊的部分是其專業主義神話。在他們看來，行動主義影像是個人不帶預設的拍攝，往往是業餘的，但它是一種公民介入社會、重塑主體的感性行動，其生產無關橫屏/豎屏或技術、器材高低，而是一種快速、直接地連接社會現場的途徑，力量相當生猛。因此，它相對於傳統專業影像生產模式是「反影像」的，但邏輯上並不表示「反影院」，只能說或許刻板意義上的影院還難以包容這類影像。

對於關於「民族誌影展」的提問，小組認為，民族誌影像並非一定關於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只要是基於田野和社群，反映在地知識和在地觀點的影像，都是某種人類學或者民族誌影像，在這個意義上，短影音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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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家園》映後側記

《記憶家園》映後側記作者：匿名

2024年5月20日，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陽明交大巡迴場在新竹光復校區人文電影館放映《備忘錄》與《記憶家園》，劉紀蕙教授擔任映後現場主持，《備忘錄》導演窮山惡水電影小組、《記憶家園》導演李立劭，及台灣反迫遷連線執委田奇峰、桃園航空城反迫遷聯盟成員蔡美齡與多位觀眾在現場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記憶家園》與《備忘錄》類似，影片形成過程中容納了不少前身素材，而這些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後來影片的方向。《記憶家園》的背景為桃園航空城計畫下，部分相關搬離/迫遷居民與這片土地的故事。導演李立劭介紹其前身作品《當飛機飛過》在參加2023年台灣紀錄片影展（TIDF）時，曾收到影視人類學家、現場的評委胡台麗老師「應增加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的建議，最終導演與其小組成員在建議下完成了桃園航空城計畫內59位人物的口述歷史拍攝，並從中挑選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片段剪輯成片。

而現場的兩位與談人則站在這段紀錄的另一切面與導演對話。與談人田奇峰也是台灣反迫遷連線執委，便率先針對這段前身提問道：對於普通閱聽者而言，「家被徵收」通常是有距離感的事情，在《記憶家園》中著重呈現的「不捨」、「搬遷的曲折」能否讓大眾正確理解事件全貌？從收集59位人物的口述歷史到最終的呈現過程中，導演如何做影像與題材的篩減與取捨？

田奇峰提到，國民政府來台時曾在同位置蓋過中正機場，故這裡可能有部分居民面對的是二次搬遷——那在紀錄居民反對或同意搬遷的意願時是否應留意更多歷史脈絡？過去白色恐怖遺留下的「反對（徵收）也沒用」等想法，是否會影響民眾的判斷？紀錄片中大量不捨的畫面背後，是否還有未說出的對公共政策的想法？若被攝者無言、或未能展開，那導演是否有機會完整展現？「航空城要徵收的面積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3000多公頃，約35個陽明交大新竹校區面積），要在這麼大的徵收範圍內做紀錄相對不易⋯⋯但這個社區的議題有很多，農村（廢耕）發展、如何面對政府的強制徵收、都市原住民的多樣困境等，可能在紀錄片中看到的不多。」

另一位與談人是桃園航空城反迫遷聯盟成員蔡美齡，是在1997年搬到桃園社區的居民，已經與此徵收計畫抗爭十一年。蔡美齡從切身經驗出發，分享更多抗爭現場遇到的細節（如官員在對抗現場「連珠三字經」、「斷水斷電」等威脅）；更坦言，「如果我們沒有出來抗爭，其實也不知道原來可以不用被徵收那麼多，航空城的徵收面積不需要到這麼大就可以做公共建設⋯⋯比如我們抗議之後他們才勉強把一所國中也搬過去，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不把時間多花在人民身上？大家的工作權、居住權、小孩子的就學權，這些都很重要，而不是你政府说一只手要来拿就可以拿了走了的。」

劉紀蕙老師亦回應，臺灣不論東岸或西岸，都有出現現代建設進程中政府或資本與地方民眾角力的狀況，也相應的都有各式各樣的反迫遷抗爭運動。而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居民應該或必須參與這些規劃，了解規劃是否透明、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與協商可能。

對於以上提問，導演李立劭也補充了自己的考慮。「我要做這樣一隻歷史紀錄片時一直會面臨到滾動式的變化，處理議題上很難用一個定論⋯⋯所以如果在影片中呈現某些階段性的定論或結尾，可能會有問題。」於是李立劭與夥伴討論的結果是將《記憶家園》的焦點放在「這個地方本身的歷史」，以桃園邊陲區域的角度，反映台灣從經濟起飛年代至今的其中一個歷史切面，再從這樣的歷史背景回看這片一直在流動、搬遷的社區。「我們也有準備第二階段的紀錄，叫《戀戀家園》，是比較以在地居民角度出發的，包括務農的人他們怎麼看待田地被剝奪的事情、兩次在行政院的抗爭，以及後面桃園市政府兩次藍綠的抗爭，都會涵蓋進製作裡。」

映後QA環節中，不少聽眾針對該徵收案的具體細節、桃園竹圍里的抗爭現狀提問。如與談人曾提及桃園航空城建設計畫中，第三跑道的擴建其實不需要徵收那麼多土地，那這其中多收的土地的用法、與民眾的交代或衝突是什麼？居住正義議題下民眾有哪些可以自救的方式？

對此，導演李立劭特別分享了團隊在政大地政學系放映時收集到的反饋，「他們跟我說基本上《區段徵收》就是惡法，有這個法的存在、就會有迫遷的發生。」所謂《區段徵收實施辦法》是指遷離居民除了可以拿補償金外，也可以換取土地；但這件事在實際狀況裡卻有可能變成新一輪資本家（仲介）的土地炒作遊戲，普通民眾難以獲得相關資訊，更難以進入捍衛自己應有權利的狀態。

田奇峰亦補充介紹，蓋機場不只是徵收居民的土地，更有噪音、海岸破壞等影響，「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不是可以藉這個機會走』，這個心情可能會跟『我想要被徵收或想套利』的講法結合成一種論述，叫做『可不可以讓我們有好一點的條件』⋯⋯雖然台灣已經民主化，但對許多居民來說也許對政府的觀感並沒有改變——大家覺得自己仍然沒有什麼權利，於是只能贊成徵收，然後爭取更好的條件。」

近期，台北中山捷運附近的西南商圈也面臨投資客用檢舉方式逼迫店家離開、強制「都市更新」的狀況，消息傳出後附近居民與商家便迅速組成自救會「南西商圈不分手宣言」，並進行連署與宣傳。然誠如田奇峰與蔡美齡所提及的那樣，不同案件中居民的社經地位、對科技與法律的熟識度都有差異，我們能否透過紀錄片做更完整的紀錄與行動，是仍可努力與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