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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中國當代」專題演講：蘇俄在中國與歐亞問題

2025-05-09

活動名稱｜「中國當代」專題演講：蘇俄在中國與歐亞問題

日期｜2025年5月9日（10：00－12:30）

地點｜陽交大光復校區人社三館HC101教室＋線上

講者｜朱元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引言人｜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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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連結

側記作者｜林怡玲（文字工作者）

所屬子計畫｜中國當代：精神問題、情感教育與歷史敘述

子計畫主持人｜王智明

朱元鴻是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社會學博士，曾擔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0-2002）。2002年轉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擔任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召集人，目前為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朱教授在學術上的關懷大致有三個面向：其一為當代社會與文化理論；其二為都市民族誌；其三為社會史、文化史暨當代議題。他對於中國問題的關懷開始於博士論文研究階段。

講座從《蘇俄在中國》（1957）導入，本書由陶希聖（1899－1988）、蔣中正（18871975）相繼執筆完成，1956年，沈劍虹所譯之英文版先行出版，現已有日文、韓文等13種語言。結合《蔣介石日記》及其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愷（1877-1925）的長信，可以發現從1919年到1927年清黨，蔣中正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由熱衷轉變為批判。而將其放在世界思想史的脈絡中，可以看出蔣中正對於蘇俄體制的洞察具有相對先進的位置。朱元鴻共列舉三組參照。第一組：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赴俄國考察並與列寧對話，完成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徐志摩（1897-1931）1925年的《歐遊漫錄》記錄了許多對蘇聯的觀察，他們與蔣中正一起，提出了對蘇俄最早的批判性洞見。第二組是1950-60年代相繼對蘇俄體制覺悟的共產黨內精英：南斯拉夫的Milovan Djilas （1911-1995）、匈牙利的Imre Nagy（1896-1958）、捷克的Alexander Dubček（1921-1992）。第三組是被英美左派奉為「後現代」的法國思想家，包括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Claude Lefort （1924-2010）、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其背景是在1970年代，隨著《古拉格群島》（1974）法文版的出版、越南淪陷後的海上難民，以及赤柬暴政等事件，他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幻滅，覺得必須另尋理論出路的覺悟。

轉向「歐亞問題」（The Eurasia Question），主要參考了「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的問題結構與起源。在希臘獨立戰爭（1821-1829)從鄂圖曼土耳其脫離出來的背景下，土耳其在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1877-1878）中戰敗求和，讓渡了塞爾維亞在鄂圖曼領域內的基督正教自治權。歷史上首度出現了所謂「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 ），其指的是：鄂圖曼帝國已不可避免於最終衰落，雖然過程很不確定、軌跡仍無法預見，但國際各方要如何相應處置，如何面對這個過程及其新局面帶來的問題？直到1923年鄂圖曼最終解體，新局面出現，塵埃落定，「東方問題」方才告終。

談及「歐亞」（Eurasia）、「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概念源起及其涵義，本講座所談的“Eurasia”涵義參照杜金(Aleksandr Dugin)被稱為“neo－Eurasianism”裡關於Eurasian vs. Atlantic地緣理論的敘事。Foundation of Geopolitics（1997）對於俄國影響深遠，是軍、警、外交界的必讀，杜金的末世論觀點（Eschatological vision）認為西方自由主義、英美霸權(the Atlantic) 都將註定沒落，而Eurasian將是繼起的、更有力的、更健康的文明。Eurasian的地緣政治是什麼？是由大俄羅斯文明主導，由非西方的伊斯蘭、突厥語民族以及中國等多元協作的反西方力量。例如杜金對中國的規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的中國必須進行『領土解體、分裂以及分治』，俄羅斯要把西藏、新疆、內蒙古、中國東北作為安全帶，作為中國與俄羅斯間的緩衝區，並將其納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2018年，他應張維為之邀，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轉而支持中俄結盟、多極世界。

歐亞主義存在各種版本。例如Ivan Ilyin（1883－1954），是俄國的法學、宗教、哲學家，他的歐亞主義是反對布爾什維克共產蘇聯的；1922年，因涉嫌反共活動被迫流亡；他反對烏克蘭分離，讚美西班牙的Franco（1892－1975）與葡萄牙的Salazar（1889－1970），也期待俄羅斯發展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法西斯。另一個例子，1988年，王滬寧訪問美國半年後，在《美國反對美國》（1991）中提出美國衰落論：「西方式民主有缺陷，不足為中國仿效，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過度商業化：身體、性、知識、政治、權利……光怪陸離。」再另一個例子：埃及的政治理論家與革命家Sayyid Qutb（1906－1966）在美國求學兩年（1948-1950）之後，發表“The America that I have Seen”批評了他在美國觀察到的一切，啟發了中東的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執行9/11恐攻行動的蓋達組織。講者認為，類似以上三位人物，只有在一些相對封閉的社會裡才能發揮影響。西方陣營內也有擁抱Eurasia 意識形態而對反於Atlantic的政黨，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是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德國另類選擇黨，縮寫為AFD），複誦俄國與中國的宣傳調門；如果發展壯大，大概率會成為從內部解離歐盟乃至鬆動北約的因素。

「蘇俄在中國」經歷了不同的立場階段：1921-1964年，中國「以俄為師」，例如1950年代，政治宣傳「蘇俄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1965-1976年文革期間，口號變為「打倒蘇修！」；1991－蘇聯解體之後，則警戒「以俄為鑒」；朱元鴻由此指出，雖然立場不斷變化，但不變的是：「蘇俄仍在中國」。具體而言，中國戶口制度可追溯至沙俄持續到蘇聯的Propiska，由此形成的城鄉隔離體制。曾經2.9億赴沿海城市勞動的農民工，講述了中國崛起的故事，而6億月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的農民人口也使得中國消費力疲弱，預示了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此外，中國對民營經濟的不信任與蘇聯歷史相似，如同蘇聯「新經濟政策」(Нэпманы， NEPmen)下繁榮的民營企業遭到砸盤的制度必然，中共因改革開放而繁榮的民營企業（如教育、科技、電商等）遭到砸盤，國企股權滲透民企。2015年之前，許多西方著述如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2009）；Dambisa Moyo，How the West Was Lost（2011）；Kishore Mahbubani，Has the West Lost it（2018）等，在讚美中國的崛起；2018年以後，開始出現負面的聲音如Dinny McMahon，China's Great Wall of Debt（2018）；Scott Rozelle and Natalie Hell，Invisible China：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2020）。總之，講者表示，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當前（房地產崩盤、金融與財政危機、政府債務、人口萎縮）的下行螺旋，他看不見中國經濟翻轉的可能。

美國的《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s），分別在World in 2015與World in 2025，預測俄羅斯有（再度）解體的風險，講者認為這正巧呼應了俄羅斯的普遍恐懼，原因可能在於人口、穆斯林、或油價崩盤……普京榮耀登頂之時是在Russo-Georgia War結束，悼念俄軍陣亡士兵並慶祝勝利之刻，普京獲得83％民意支持。另一方面，講者梳理和羅列了俄國從2011年至今發生的示威遊行運動，並總結：「烏克蘭戰爭是普京的繭囊。」普京無法終止戰爭的可能原因如下：1.俄國已經打造了一個以戰爭為基礎的經濟，戰爭成為政治控制的手段；2.戰爭對國內的收緊控制提供理由；3.若戰爭結束，數百萬身殘與精神創傷的士兵的解編復員將對社會產生威脅。西方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與蒙田學院（Institut Montaigne）提出不同的俄中未來情境模擬，但朱元鴻指出歐亞問題，正如當年的「東方問題」，普京俄國與中共政權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但過程很不確定、軌跡無法預見，而相關地區如伊朗、朝鮮、中亞（甚至古巴、委內瑞拉）將連動，其形貌仍難以預見。

王智明分享，朱老師從宏觀的角度看待歐亞問題，從蘇聯到中國體制的承接過程與《制度基因》的說法有近似之處。本次演講帶給參與者很多有意思的觀察、想法、分析與推測，希望大家都在變動之中獲得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