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2021秋 亞際文化研究演講系列 #2
2021-12-09
【演講活動側記】
2021秋 亞際文化研究演講系列 #2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ecture series 2021 Fall #2
×側記 by岑穎豪 (亞際學程碩士生）
【12/06】
Topic: 受難城市：楊德昌殺之影像City of Passion: Killing in the Cinema of Edward Yang
Lecturer:
勞維俊/ 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Prof. Louis Lo/ Institute of Visual Cultural Studies, NYCU
Topic: 想像的視野：如何透過視覺分析說故事？Believing is Seeing: How to Tell a Story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Lecturer:
黃桂瑩/ 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Prof. Huang, Kuei Ying/ Institute of Visual Cultural Studies, NYCU
<看進那個窗口：視覺研究講座側記>
一顆石頭忽然從外面擲來，玻璃窗應聲碎裂。導演慌忙跑出去。少年帶同導演落下的電筒乘機逃走，沒入一片黑暗當中。在壓抑和無所依傍的夜裡，手上晃動的光束成了一群少年的取樂之道。這是楊德昌早年成名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畫面。
楊德昌的電影影像，不僅在象徵意義上黑暗，在觀影經驗裡也常常表現為一片黑暗。因為他的電影在台灣一直少有機會放映，而網上的電影版本總是畫質不清。於是，相比起其他同代導演，他的身影也在評論世界裡顯得黯淡失色。
以《苦難城市：楊德昌殺之影像》（City of Passion: Killing in the Cinema of Edward Yang）為題，勞維俊教授笑說自己對殺戳、妒恨這些題材特別感興趣。相較於楊的同輩導演，楊所關注的場景始終是台北。由白色恐怖時代，到現代化、工業化後的都市心靈，都是他念茲在茲的。在現代化公路跟狹窄街巷之間，意外跟注定是同義詞，暴力與犯罪是孿生兒。
情殺、仇殺、自殺。殺的意象，在楊的作品裡近乎耽溺的反覆出現。我一直好奇，這個母題縈繞不散。究竟是意在反映時代氣圍與都市生活，不得不為之；抑或是導演作者（film auteur）自己腦內的痕跡禁不住溢出？更不要說在「殺」裡面躁動的有毒陽剛氣質（toxic masculinity）。
勞維俊勾勒出楊德昌殺人影像裡常見的一種鏡頭運用來解釋，他命名為“Affective Shot”。拍攝者用遠鏡用同一個鏡頭拍攝着殺人的畫面，觀眾看不清角色的面容，情感被鎖在螢幕裡面。勞維俊特別用《麻將》一作為例，他認為楊作裡面的殺戳並不只是出於憤怒或妒忌；而是出於存在主義式的、植根於人心深處的恐懼與戰慄。
城市場景本來就如英文講題“City of Passion”所述說的，只是消極地見證事情流變的對象（object）。所有感覺都無以名狀。但當人物帶着這些感覺行動，被動的”passion”變成主動的"emotion"。勞維俊進一步用精神分析跟情動理論（affect theory）的角度切入分析：反覆出現的「殺」的影像，就是壓抑在歷史與時間底層的創傷與焦慮，以最暴烈的形式迸發出來。在「殺」的時候，主體重新跟時間建立關係。這種關係的形式，卻是發現自己置身於絕對的暫時性（temporality）裡。人永恆面臨將逝，卻永恆想在逝去前留下永恆。殺，是主體尖銳地掙扎的生命狀態。
這時，我們又回到《牯嶺街》裡碎裂的玻璃窗。我們看到的，其實只有伴隨畫外音而飛濺出來的玻璃碎屑，而非鏡頭以外的玻璃窗。把玻璃窗殺死的，是背後正在拍攝（shoot）的攝影者。
窗，在碎裂後更能看見玻璃從不是透明。我們隔着玻璃窗望向外面，隔着我們跟對象的，既是物理上存在的窗，也是背後在看的我們自己。黃桂瑩教授以窗的比喻開場，通過一個個視覺作品的細讀介紹視覺理論。看着講題《想像的視野：如何透過視覺分析說故事》（Believing is Seeing: How to Tell a Story through Visual Analysis?），我想到了以前讀 John Berger 的經驗。跟着黃桂瑩淡然的語調，緩緩去解構圖像、閱讀圖像。
在後現代的處境下，文藝復興以來的視像權威早已分崩離析。由單點透視霸權所構成的舊世界，都已讓渡給多重視角的新世界。踵跡而行，不少當代歷史研究者就從圖像中尋找證據，試圖發掘另一種歷史現實。但黃桂瑩提醒我們：每個視像物本身也在特定的脈絡下生成。一幅十七世紀的中產家庭畫像，就能反映其時生活的現實嗎？不，還要考慮畫作是在當時的文化產業脈絡下誕生。每個視角、技法甚至物件都可以帶有畫者的設計。研究者想把視像物當成一個窗口進入過去，但這個窗口一直都不是透明。
視覺研究者，要帶着三個角度去分析圖像，互相修正和補足。第一，把視像物理解為一個文化行為（cultural practice），背後都帶有特定脈絡下的社會條件跟效果。第二，卻又要用物本身的視角去看世界，the materiality itself matters。第三，時刻反身，察覺自己身為一個觀察者所身處的位置（positionality）。
「把過成當去一個未知的國度（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黃桂瑩引述 L. P. Hartly 的一句，「過去的不穩定性一直都在。」我們都帶著自己的時代之眼，企圖看透時間的簾幕，看穿其中的真實與虛假。但既然觀看的過程不存在徹底的透明，窗上灰濛不清的地方，反而變得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刺點」一樣。最值得研究的可能不在於我們看到了甚麼，而是在於我們看不到甚麼。
在時間的裂縫之間，永恆永遠無法定着，而所謂真實的過去始終不可能重現。但正正是當中弔詭和矛盾的地方，引誘研究者把石頭投向窗口。玻璃死去了，人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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