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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出版時間｜2018-12

作者｜林麗雲、王智明、徐秀慧、任佑卿

出版社｜聯合文學

ISBN｜9789863232841

簡介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於1977年4月至1978年初，是一場以「文學」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論戰，也是台灣境內第二次以「鄉土」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鬥爭。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鄉土」所指涉的是殖民地台灣、其所欲鬥爭的對象是日本殖民政權。發生於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以「反帝」、「反資」以及「民族主義」為核，向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本書收錄文章是以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主要是鄉土派一方的文章，並包含一篇討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以及之後論戰20周年、30周年的反思選文。

目錄 |

輯一：脈絡
談談台灣的文學 / 郭松棻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驄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 / 胡秋原

輯二：論戰
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 / 陳映真
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析 / 王拓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 葉石濤
鄉土文學的盲點 / 許南村
談民族主義與殖民地經濟 : 訪胡秋原 / 夏潮月刊
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 / 尉天驄
到處都是鐘聲─「鄉土文學」業已宣告死亡 / 南亭

輯三：反思
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 / 施淑
本土之前的鄉土：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 / 林載爵
鄉土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呂正惠
鄉土文學中的「鄉土」/ 呂正惠
鄉土論述的中國情結─鄉土文學論戰與夏潮 / 晏山農
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 / 彭瑞金

編者簡介 |

王智明，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文學博士。現任台灣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人社系與交通大學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亞裔美國文學、文化研究以及學術建制與思想史。著有專書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編有Precarious Belongings: Affect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7)出版。他目前正在進行關於外文學門學術建制與思想史的相關研究。

徐秀慧，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研究專長為戰後初台灣文學、左翼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及近代文藝思潮，曾獲文建會「現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出版有《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1945─1949)》、《跨際的臺灣文學研究──鄉土、左翼與現代性的反思》。

林麗雲，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人類學博士研究，現任臺灣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研究員。譯有非洲小說《阿拉不是一定要》、《等待野獸頭票》等。2013年起參與《台灣戰後左翼運動口述史研究調查——以陳映真為線索》的多年期研究工作。著有：《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2012）。

任佑卿，韓國延世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東亞的國族主義與性別研究，目前正在進行關於日軍慰安婦問題與中國抗美援朝時期國民動員的研究。著有專書《現代中國之國族敘事與性別》；編有《冷戰亞洲的誕生：新中國與韓戰》、《流動的亞洲：後冷戰與建交之文化政治》; 譯有戴厚英小說《詩人之死》、張愛玲小說《赤地之戀》、賀照田論文集《當代中國的思想無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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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讀 |

序言* ／林麗雲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於一九七七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初，是一場以「文學」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論戰，也是台灣境內第二次以「鄉土」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鬥爭。發生於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鄉土」所指涉的是殖民地台灣、其所欲鬥爭的對象是日本殖民政權。發生於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以「反帝」、「反資」以及「民族主義」為核，向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本書收錄文章是以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主要是鄉土派一方的文章，並包含一篇討論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以及之後論戰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反思選文。

本書脈絡分成四個部分：一、「鄉土文學論戰」始末。二、「鄉土文學論戰」時代背景。三、「鄉土文學論戰」選文說明。四、代結語：為何重提「鄉土文學論戰」。

一、「鄉土文學論戰」始末

旅日學者陳正醍將「鄉土文學論戰」的起始點定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因為該月份發行的《仙人掌》雜誌第二期，同時刊登了「鄉土派」作家王拓的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以及「反鄉土派」作家銀正雄的文章〈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寧的文章〈回歸何處？如何回歸？〉。立基於反映台灣現實處境、關懷下階層民眾困境，王拓的文章將「鄉土文學」正名為「現實文學」。相對地，銀正雄認為「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恨等意識的工具地危險」，而朱西甯則擔憂「鄉土文學恐將流於偏狹的地方主義」，以此反駁王拓等鄉土派作家、旗手的作品與論點。

陳正醍將此三篇文章定位為論戰的開端及典型，從之後的發展而言，戰火確實因此點燃，至於「典型」則是論戰立場的確認。反鄉土派一方以反共親美的國家立場，指控鄉土派作品是共產主義「工農兵文學」的再現；鄉土派一方則力主文學創作應以民族主義為本、階級關懷為心，並以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站上論戰舞台，迎戰國民黨政權羽翼下的文藝團體，由此開啟這場帶動台灣七○年代、八○年代文學思潮的重要論戰。此思潮關注的重點不在「鄉土」或「鄉村」，而是居多數的民眾處境。一如南亭在〈到處都是鐘聲〉一文中表示：「『鄉土文學』已成為一個空的概念，它已被一個更大綜合性的潮流吸入肚腹，而這樣潮流是最有利當代最大多數人，最有利全民族發展的。」這個以鄉土之名所推動的潮流，不僅挑戰了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同時也為日後台灣本土化運動打開新路，為緊接而來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提供薪火，再次見證文學是政治、社會改革的先鋒。

這三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台灣文學圈、文化圈以及知識份子的普遍關注，站在「鄉土」一方的《仙人掌》雜誌趁勢追文，接連三個月，持續刊登支持「鄉土」文學的相關文章，終於引燃「鄉土文學論戰」的全面戰火。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作家彭歌在親官方的主流媒體《聯合報》上連載三天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文中直接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和尉天聰三位鄉土派的論戰旗手，翻轉鄉土派主張的反帝國主義應為反共產主義，至於在台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否為殖民經濟，彭則表示「應由經濟學者作客觀的分析」。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當時人在香港的反鄉土派詩人余光中跟著發文〈狼來了〉，文中將鄉土文學等同於「工農兵文學」，並說明此種文類的政治背景為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特別強調的文學功能。當作者以威脅口氣在該文結語寫下：「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文學之火顯然已轉變為政治之火。職是之故，此文後來被視為論戰氛圍轉向政治肅殺的代表作。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特地召開「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會中決議全面反擊鄉土文學的觀點，之後寫手們即開始密集於官方相關媒體上發文批判鄉土文學。根據郭紀舟引述的資料：「光在第二次文藝座談會前後從五月[1]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一個月的文章量，達四十一篇之多。……這種短時間內大量而集體的動員，幾乎所有黨部刊物、主流媒體均被動員參戰。」面對黨政媒體的強大火力，以《夏潮》雜誌為論戰基地的鄉土派漸趨下勢。在既無政治資源為後盾、也無廣大媒體提供戰場，加上政治肅殺一觸即發的壓力下，鄉土派戰將在論戰高峰時，除了要迎戰如雪片般不斷落下的批評和攻擊文章，同時也還必須爭取盟友尋求庇護，避免隨之而來的政治迫害。在此情勢下，以《夏潮》雜誌為基地的鄉土派成員開始與民族主義者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結盟。

《中華雜誌》發刊於一九六三年，由時任立法委員的胡秋原所創。胡秋原（一九一○─二○○四）是中國近代史上備受爭議的知識份子。他於年輕時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在日期間適逢日共風潮興起，因此胡氏曾深入研讀馬克思理論，並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後因目睹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暴力專政，讓他重新思考馬克思理論在不同區域和不同社會條件下的限制與誤用。在他為《鄉土文學討論集》所寫的序言〈中國人立場之復歸〉一文中，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西方自由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有很清晰的闡明。胡氏認為，不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第三世界的主體性，因此不可能建立在上述兩者的基礎上，而必須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據此胡氏主張，第三世界在經濟上應採行「民族的資本主義」，包括發展國家資本與一切國民的資本；在政治上則應實施「民主法治」，以避免官僚資本與政治寄生資本主義。但二戰後美蘇霸權所打造的冷戰格局，導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被迫附從於帝國羽翼，形成長期的不對等依賴關係。所以胡氏既反帝、反資，但也反共，終其一生以反西化為職志。對於戰後美蘇帝國的認識，胡氏主張應以第三世界境內的民族主義作為抵抗美蘇霸權的武器，例如中國民族主義。

鄉土派所標舉的反帝國主義、反西方資本主義、反分離主義（台灣與中國分離），以及立足於民族主義、第三世界位置的訴求，皆與胡秋原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當鄉土派成員求助於他時，胡氏也欣然相挺，並於同年九月在《中華雜誌》上發文〈談「人性」與「鄉土」之類〉，將雙方文章以上下排比的形式，一一駁斥余光中和彭歌對鄉土派所發動的攻擊論點。在國民黨內擁有一定地位的胡秋原，其發言隨即引發效應，幾位德高望重的知識份子，例如當時任教於香港新亞書院的徐復觀，以及政治作戰學校教授任卓宣都紛紛發言相挺。尤其是後者，在受訪時表示，鄉土文學等同三民主義文學，有意為遭受政治壓力的鄉土派護航。根據出版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上所收錄的文章做統計，從一九七七年九月胡氏文章發表後，到論戰硝煙漸散的一九七八年3月，短短半年間，刊登在《中華雜誌》上駁斥反鄉土派的文章計有十六篇。

胡秋原等人加入後，戰局隨之變化，但雙方仍僵持不下。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十九兩日，由軍方出面召開「國軍文藝大會」，有意平息這場戰火。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出席發言，將鄉土文學擴大定調為「國家之愛、民族之愛」，並呼籲作家們要團結起來愛護鄉土、愛護民族、愛護國家，一場以鄉土文學為名的意識形態鬥爭才終於和平落幕。

二、「鄉土文學論戰」時代背景

發生在七○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既是以文學之名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自然會涉及當時的政治主張的衝突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下文中筆者將從三個向度來說明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的時代背景。

（一）政治因素

一九七○年代台灣在外交關係上發生劇烈變動。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美日雙方私下達成協議，美國準備在一九七二年將二戰期間所佔領的琉球列島交還日本，其中包含原本屬於中國版圖的釣魚台，此舉引起台灣島內知識份子及海外留學生的不滿。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以「反對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強權、內爭主權」等訴求發起抗議行動，美國其他學校的台灣留學生隨之群起響應，形成日後稱之為「保釣運動」的風潮。

伴隨著保釣運動的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日益在國際關係中獲得相對於中華民國的優勢。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一員、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京、同年九月日本政府宣布與中華民國解除外交關係。釣魚台事件以及緊接而來的外交挫敗，刺激海內外知識份子反思依附強權下的民族危機，並由此重新定位國家／族認同，以及重新看待台灣這塊土地。這段歷史過程與日後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與發展有著緊密關係。

首先是保釣運動中的社會主義意識。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台事件所激起的愛國心和民族主義，是保釣運動的外顯情緒，其反帝國主義主張不必然涉及意識形態的對峙，但卻也讓部分知識份子質疑戰後主導台灣的美國價值。真正被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派所承繼的是反帝、反資的主張。這條早在保釣運動前即已形成的社會主義意識，不僅在釣運中被提出，同時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中重要的主張。

其次是保釣運動所打開的社會意識。戰後台灣歷經228事變與白色恐怖等政治肅殺事件後，社會大眾普遍瀰漫著不問政事、獨善其身的心態。但保釣運動與外交危機卻喚醒台灣民眾，尤其是在校青年的社會意識與社會責任，「走出校園、走入社會」口號成為當時知識青年關懷社會的行動方針。其中影響較為深遠且廣為傳播的社會行動，是由台大學生團體所發起的「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他們號召有志之士成立社會服務團，並將團員分成農村、貧民、警民、勞工及地方選舉等五組。他們「走出校園、走入社會」，通過服務人民的方式發掘社會問題。這場運動不僅聯繫起了青年菁英與社會民眾的關係，同時也開展了他們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

反帝反美的民族主義與關懷地方的社會意識，既是保釣運動的訴求，同時也是之後鄉土文學作品的主要內涵。然而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前者被反鄉土派指控有附共嫌疑，後者則被反鄉土派批評為狹隘的地方主義意識，論戰因此而生。

（二）經濟因素

鄉土派論者將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定性為殖民地經濟，也就是第三世界經濟。根據胡秋原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受訪時的表述：「第三世界雖在政治上獨立，但經濟上沒有獨立，所謂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可以指資本主義的美國、西歐、日本和社會主義的俄國，他們用軍經援助、政治控制或技術合作口號競爭和剝削第三世界。」胡氏所提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正是鄉土派建構論述時的核心概念，也是鄉土派文學作品的表述特徵。在鄉土派眼中，美日兩國即是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主要代表。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首先是美援（一九五三─一九六三）時期的修復經濟和穩定經濟，國民政府在修復和穩定經濟的同時，也展開一系列的經濟計劃，包括1960年頒布的「獎勵投資條例」，並於隔年實施第三次經濟建設計畫。1966年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於高雄市設立，一九六九年高雄地區的楠梓加工出口區設立，1971年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設立。十年間，台灣以每年平均近8%的經濟成長率，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在獎勵投資與廉價勞動力的雙重誘因下，60年代後半外國資本開始大量湧進台灣，許多因低工資、高密度勞動力的外國產業，紛紛轉進環評限制寬鬆、投資稅制優惠的投資樂園－台灣－設立廠區，而美國和日本即是其中排名一、二的兩大投資國。

鄉土派作家與論述者所反映和抨擊的對象，即是這個由國民黨政權與跨國資本所形成的「黨國－資本」體系，他們指出該體系的巨大獲利就是以剝削勞工、犧牲農民以及破壞環境為代價。深受鄉土派推崇的兩篇小說，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一九七三），以及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一九七三），就是以跨國企業的買辦經濟為背景，書寫殖民地經濟下人的扭曲與卑微。論戰發生前一年鄉土派的發表基地－《夏潮》雜誌，已經出現關心勞工權益的文章，如一九七六年九月由王杏慶所書寫的〈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利問題－一種嘗試性的分析〉。論戰發生前後，《夏潮》雜誌開始大量刊登與工人相關的小說和報導，如〈三合礦工無家可歸〉、〈從光華衛生毛巾洗染場童工事件－再談童工問題〉、〈鐵路工人的悲歌〉、〈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等。工人作家楊青矗甚至提出「工人有其廠」的想法，並將此想法發表在《夏潮》雜誌上。

反鄉土派無法接受鄉土派將台灣經濟定性為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他們認為鄉土派是假「社會意識」和「關懷大眾」為名，刻意渲染社會內部矛盾、鼓吹階級仇恨。反鄉土派甚至質疑鄉土派的背後動機，並進一步指陳中共的海外宣傳，通常是以貧富差距、外來投資和廉價勞工等來擴大階級問題，暗指鄉土派以經濟為名行階級鬥爭之實。這個指控正是這場論戰的核心爆點。

（三）文化因素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一個月後美國軍隊退居38度線以南，並持續與中國激戰至一九五三年，在雙方火力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才於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簽訂合約，以38度線為界。韓戰的失敗讓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實力，決定調整遠東戰略計畫，將中國從對蘇戰略版圖中獨立出來，且將其擺在遠東政策的核心位置。為防止共產思想東擴，美國北從日本南至菲律賓形成一個太平洋西側的環形反共島鏈，台灣因位於島鏈中間，地位相形重要。
關於美國與台灣的戰後關係，尤其是在文化向度上，台灣歷史學者趙綺娜在其論文〈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一九七○）〉中有如下表示：「美國雖然以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為主，然而，台灣對於美國經濟、軍事上的依賴，亦延伸到教育、衛生與文化等層面。美國試圖說服盟國的人民：美國制度、文化要比共產制度優越。只有美國文化爭取到海外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思想宣傳，保持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因此，向海外推銷美國文化是對抗共產集團的另一個冷戰戰略。」

為了執行這項遠東文化戰略，直屬總統府管轄的美國新聞總署於1953年成立，並在遠東各地成立美國新聞處（美新處）分支機構，執行各項文化教育和傳播工作。遠東地區除了台灣，還有韓國、泰國、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在台地區分別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嘉義和屏東等六個城市設置美新處，但由台北地區統籌指揮。美新處的文化宣傳政策以新世代菁英為對象，因此美新處的設址幾乎都位於重點高中附近，例如台北市的建國高中、台南市的台南一中。

根據社會學者王梅香（二○一五）的研究，台北的美新處處長辦公室下設新聞組、文化組、節目組、管理組及預算組等部門。這些部門分別執行雜誌書籍出版、翻譯美國文學作品、安排雙邊交流參訪、策畫演出展覽，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獎學金鼓勵台人前往美國觀光或進修。台灣文學研究者陳建忠（二○一二）將美新處的建制視為「美援文藝體制」，並將此體制稱之為「軟性體制」，以區隔國民黨政權所實施的「剛性」文藝體制。此兩個文藝體制主宰了戰後台灣文藝走向，一直要到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後才真正產生質和量上變化。

挑戰上述兩個文藝體制的靈魂人物是作家陳映真。陳氏的左翼啟蒙始於魯迅的小說《吶喊》，高中時期曾參與「劉自然事件」[2]的抗議行動，大學時期在《筆匯》雜誌上發表第一篇具有社會意識的文學作品〈麵攤〉，之後也有多部作品發表於當時引領現代主義風潮的兩份雜誌：《現代文學》與《劇場》。在發表這些作品的同時，陳氏的社會主義意識也同步發展。陳氏對上述兩個文藝體制，尤其是美新處所傳遞的現代主義價值的批判，始於一九六五年底在《劇場》雜誌上發表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一文。

一九六六年陳映真與尉天驄等一群不滿現代主義風潮的友人，創辦了《文學季刊》，該刊物以關心現實、本土創作為發刊理念，陳氏在該刊物中陸續發表了〈唐倩的喜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六月裡的玫瑰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等批判現代主義與美國價值的短篇小說，以及兩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最牢固的磐石：理想主義的貧乏和貧乏的理想主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知識人的偏執〉（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五月陳氏在白色恐怖的體制下因思想入罪，判刑十年，後因蔣介石過世特赦減刑，於一九七五年出獄。

陳氏入獄後，文壇交鋒暫歸沉寂。二年後，保釣運動風潮再度啟動對上述兩個文藝體制的批判。一九七二年二月開始，關傑明與唐文標兩位香港僑生（唐氏在美留學期間參與釣運甚深），前後在主流媒體《中國時報》發表了對現代詩的批判，並掀起一場小規模的「現代詩論戰」。論戰中，唐氏批判台灣現代詩是美國資本主義依賴體系中的一環、是文化買辦下的產物。

一九七三年八月《文學季刊》復刊並更名為《文季》，承續《文學季刊》批判現代主義中無根、耽溺、自我、蒼白、虛無、晦澀等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且呼應唐氏主張文學創作應建基於社會性、民族性的論調，在僅發刊三期的雜誌中，刊登了日後鄉土派大力推崇的文學作品：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的〈望你早歸〉、王拓的〈廟〉等，並著手發掘與整理日據時期的反抗文學作品。從「現代詩論戰」到《文季》雜誌，為鄉土派論者儲備了飽含「民族的」、「鄉土的」以及「現實的」的論述資源，也為三年後的鄉土文學論戰提供反擊的彈藥。

創刊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夏潮》雜誌，是由台大醫學院學生所辦，第四期以後轉由蘇慶黎接任總編輯。蘇氏有意將該雜誌改造成一份以社會主義為取向的刊物，因此力邀剛出獄的陳映真共襄盛舉。這份雜誌標舉著「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的旗幟，在蘇慶黎與陳映真的號召下，集結了《文學季刊》、《文季》同仁中的有志之士，以及現代詩論戰中的唐文標，全面挑戰上述兩個文藝體制：國民黨的剛性體制和美國的軟性體制，一年後終於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論戰後的台灣文藝風潮，也從「反共八股」、現代主義，轉向與社會現實、政治改革密切結合的現實主義文藝。

三、「鄉土文學論戰」選文說明

本書原初的編輯構想，不僅希望能呈現論戰雙方的文章以及之後四十年針對論戰反思的文章，同時也希望能呈現鄉土派一方關於民族意識的分歧。然而，由於編輯小組未能取得反鄉土派作者的同意轉譯，因此本書只能收錄鄉土派一方的文章。另一方面，論戰中的鄉土派一方關於民族意識則出現了雙重矛盾，第一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簡單的說就是反共與不反共的矛盾；第二重是中國與台灣的矛盾，尤其是第二重矛盾，於論戰結束後不斷擴大，成為今日台灣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課題因本書焦點在於鄉土文學論戰，在篇幅限制下無法充分展開，希望將來有機會針對此一議題另編他書以饗讀者。本書結構分成三個單元：脈絡、論戰與反思，分述如下。

第一單元：脈絡

此單元收文兩篇，第一篇為郭松棻作品〈談談台灣的文學〉、第二篇為胡秋原作品〈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驄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先簡述收錄第二篇文章且安排於此單元的理由。從篇名即可理解此文是專為討論集一書而寫，但胡氏卻從民國初年發生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運動」談起，說明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知識份子選擇西化運動為救國圖存之道的限制與弊病，進而肯定鄉土文學運動立基於「民族主義」的傾向。選錄胡氏文章意在提供讀者兩個視野：其一，發生於七○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因西潮衝擊而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間的承續與斷裂關係。其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抵西方（de-westernization）思考。不僅反帝同時也反共，在反帝的向度上與鄉土派結盟，但卻在反共的向度上與鄉土派分流，只是在當時政治的高壓下，民族主義成為讓反共主張和階級意識濃厚的現實主義文藝得以結盟的共同基礎。

脈絡單元的第二篇文章〈談談台灣的文學〉，作者為郭松棻。此文於一九七四年以筆名羅隆邁發表於香港《抖擻》雜誌的創刊號。二○○六年人間出版社將該文收進《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左翼傳統的復歸》一書，作者署名郭松棻。
〈談談台灣的文學〉發表時間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編輯小組之所以將此文收進本書中，且作為論戰的起首文，原因有二：其一，此文觀點為鄉土派的論述基礎；其二，此文作者與鄉土派所形成的跨域左翼社群網絡，將海外的保釣之火延燒到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曾為文說明兩者的關係：「釣運中評論台灣當代文學，評論『鄉土文學』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裝上場，直接成為王拓的『殖民經濟』論、現代主義批判論、現實主義文學論、參與了鄉土文學論爭者，只有羅隆邁的文章可以證明釣運對鄉土文學論爭的直接影響。」

台灣文學研究者簡義明在其書寫的〈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一文中，以第三地概念說明〈談談台灣的文學〉的生產背景，以及與台灣左翼社群發動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的共振效應。簡氏在文中表示，郭松棻因參與保釣並接受中國政府聘用進入聯合國工作，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也無法在台發表文章，因此「只好選擇在當時所有華人地區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發表」。香港即是簡氏所論的第三地。第三地概念對於理解台灣戰後左翼文藝運動至為重要，因為戰後台灣在歷經過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殺後，基本上與左翼相關的傳播與傳承幾近斷絕。六○年代中期從台灣本土自行發展起來的左翼社群，其思想資源有部分即是來自境外的第三地，例如日本、香港及美國等地。

綜言之，〈談談台灣的文學〉一文，不僅提供讀者理解鄉土文學的基礎論點，同時也提供讀者理解鄉土派社群與第三地的共振網絡，以利讀者將鄉土文學運動放進更寬廣的視野中進行理解。

第二單元：論戰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文章，在論戰發生後兩年間，有兩本選集在台出版。第一本由彭品光主編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出版於一九七七年十月，書中共收集七十六篇文章。此書官方色彩濃厚，選文目的顯然意在打壓鄉土派，因此不列為選文材料。第二本《鄉土文學討論集》則出版於隔年四月，由鄉土派作家尉天驄擔任主編，全書共八百五十頁，從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二月，共收文七十五篇。該書根據論戰文章的性質分成四輯、三附錄以及二篇特別轉載，每輯收錄鄉土派作品，但其後附錄則是反鄉土派的作品，此單元所收錄的文章即是以《鄉土文學討論集》為選文來源。

此單元收進六位作者七篇文章，其中許南村為陳映真筆名，其中六篇文章取材自《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尉天驄的文章〈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於一九七七年七月發表於《中國論壇》第八期，隔年改以篇名〈我們社會和民族教育精神〉收進由其主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此單元選取的鄉土派論戰文章，意在呈現鄉土派一方的兩個辯詰，其一是對「鄉土」指稱的辯詰；其二是關於中國與台灣兩種民族主義的辯詰。

關於鄉土一詞的辯詰，首先是論戰期間一再被提及的兩位作家：黃春明和王禎和，不接受他們的作品被歸為「鄉土」文學。鄉土派作家與論者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也將階級意識從鄉土文學概念中提煉出來，強調文學的功能與價值是為現實中的底層民眾服務。以南亭為筆名的王杏慶，其文呼應了胡秋原對於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的考察，但以台灣的反殖文學為論述主軸，並宣告鄉土文學已死，因為鄉土概念在運動過程中，早已被更大的潮流－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吸入腹中。

再者，關於中國與台灣兩個民族主義的辯詰。本書收文中由作家葉石濤所寫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台灣的特性和中國的普遍性〉一文，雖然是將台灣文學史放在中國文學史的大框架中論述，但著眼於一六○四年荷人入侵至日本據台的歷史經驗，由此強調台灣文學中反帝、反封建的特殊性。此文發表後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隨即發文〈鄉土文學的盲點〉，指陳葉文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議論」，意圖將「台灣人意識」推演至「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
從後續發展可以得知，當時關於鄉土一詞的辯詰，在進入八○年代中期以後的爭論重點，已經不是「鄉土」的內涵及其與現實主義文學的關係，而是與第二個辯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鄉土」指向何方、指向何地。本書的第三個單元雖名為反思，但在未能收錄反鄉土派作品的情況下，無法同時呈現論戰雙方的作品，而是聚焦於「鄉土」意象經歷多重演繹後的歷史轉化。

第三單元：反思

反思單元選文六篇，包含三個議題：鄉土與反殖／帝、鄉土與本土、鄉土與第三世界。首篇是施淑的文章〈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該文首刊於一九九七年《聯合文學》雜誌，隔年收進《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人間出版社）。此文以發生在一九三○年前後的「鄉土文學論戰」為主軸，闡述台灣文學界關於鄉土觀念的發生，實來自於日本殖民經驗造成現實世界的破裂，因此鄉土一詞已內含族群認同與在地主體的成分，表現為第三世界的臺灣文學。但在後續因應戰爭需要所提出的殖民政策下，鄉土文學凸顯了地方的特殊風貌，卻失落了主體精神。收錄此文意在提供讀者理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縱深，鄉土一詞之所以能有多重演繹的空間，正因其反映了台灣自身的歷史演變。

以施淑的文章起頭，旨在帶出以下三篇文章：林載爵的〈本土之前的鄉土〉，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的「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後收於《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一書。接著是呂正惠在不同時期書寫但卻相互關連的兩篇文章〈鄉土文學中的「鄉土」〉及〈鄉土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前者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刊的《聯合文學》雜誌，後者發表於二○一二年四月出刊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十五卷二期，此兩文後收錄於呂正惠專書《台灣文學研究反省錄》（二○一四）。此三篇文章提供讀者進一步理解「鄉土」概念，以及其內涵如何在論戰結束後繼續被申論闡發。

收錄晏山農的〈鄉土論述的中國情結－鄉土文學論戰與「夏潮」〉，以及彭瑞金的〈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則是試圖提供讀者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其他視角。前者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十月由「春風文教基金會」與官方文化部門共同舉辦的「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研討會上。此文以鄉土派作戰基地《夏潮》雜誌之流變為論述核心，提出鄉土文學論戰的核心價值正在於第三世界觀點。然而在一九八○年代後，不論是強調本土意識的獨派，或是將統一置於人民和土地的需求之上的統派，都刻意遺忘第三世界這個重要資產，由此使得鄉土文學論戰的批判精神隨之失落。

彭文於二○○六年二月十五日發表於網站[3]上。此文相當簡短，與其說是論述，不如說是抒情。七○年代，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發生巨大變化，論戰期間被陳映真質疑有台灣意識或分離意識的葉文，在論戰結束後快速發酵，鄉土意識轉化成台灣意識，發展出另一種鄉土敘述，其中與七○年代鄉土派共享日據時期的「鄉土」資源，成為臺灣意識的敘述源頭。此時「鄉土」想像發展出有別於三○年代和七○年代的內涵，由「鄉土」而來的國族認同、統獨論爭，成為八○年代至今台灣境內的主要矛盾，收錄彭文即意在呈現台灣意識主張者的情感內涵。

代結語：為何重提「鄉土文學論戰」

論戰結束後，每隔十年，鄉土派一方或承繼者都會以各種形式再現和再詮釋這場論戰。只是自解嚴之後，重提論戰時所設定的對手，已經從對現實主義立場抱持反對態度者，轉換為堅持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文論。由此，「鄉土」隨著台灣政治演變發展出兩條迥異的敘述軸線，第一條是將「鄉土」聯繫上中國百多年來反帝國、反壓迫的革命史觀；第二條則是將「鄉土」聯繫上台灣近百年反殖民、反壓迫的反抗史觀，這兩條史觀所形成的衝突，構成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

其次，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進一步介入東北亞經濟與軍事事務，台韓兩地在共同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又共同經歷了美國的新帝國主義經驗。從專制統治到經濟依賴，台韓兩地的社會性質及其發展，有諸多相互參照的可能。鄉土文學之所以可以形成論戰，正是在反殖、反帝的基礎上開展出來，同樣受制。

* 感謝施淑、王智明、徐秀慧、任佑卿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然而因為個人的時間能力，未能將所建議修改意見都妥善呈現。若有任何疏漏或理解上的錯誤，其責在於作者。
[1] 此處應為八月，所以有可能是該文作者筆誤。
[2] 劉自然事件，又稱五二四事件。1957年3月20日，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學員劉自然遭槍擊斃命，肇事者為駐台美軍上士Robert G Reynolds。但Robert受審時表示因劉偷看其妻洗澡才開槍。兩個月後美軍法庭宣判Robert為誤殺無罪釋放。此舉引起國內軒然大波，大批民眾包圍美新處及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陳映真在校獲知訊息後，隨即與同學製作抗議標題前往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3] https://www.ptt.cc/man/Taiwanlit/D623/M.1151296228.A.D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