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2021 秋 亞際文化研究演講系列 #5
2022-01-14
【演講活動側記】
2021秋 亞際文化研究演講系列 #5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ecture series 2021 Fall #5
文/ 李育菱 （社文碩一生） 日期：2021年12月27日
題目：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
Cultural Movement and Social Movement
Lecturer:
陳瑞樺 / 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Prof. Chen, Rui-Hua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THU
莊雅仲 /陽明交通大學人社系教授
Prof. Chuang, Ya-Chung / Dep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YCU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
陳瑞樺老師提醒我們，一個社會在往前推進的道路上，會面對不同的歷史條件與時代課題，有些社會目標與訴求並無法只透過社會運物（social movement）或政治運動(political movement)達成。若只試圖透過政治場域去實現目標，那麼往往會演變成力量的對抗，乃至強勢壓制弱勢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深化了社會矛盾，無法以共生的基礎去達成共好的目的。做為社會往前推進的動力，文化運動（cultural movement）的重要之處在於讓整體社會先以文化性手段去促成心態的調適與轉變，培養一個社會進行政治性變革的土壤。因此，為了研究一個社會的動態演進，我們有必要去探討文化運動以及社會運動的相互交織與作用，並探究文化運動的路徑、作用與限制。
文化運動中的文藝運動與文學
參照Raymond Williams 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概念，文化運動不同於已經被定制化的社會制度與社會形構，它所體現的是在某一歷史時期正在浮現（emerging ）而尚未定型的感覺結構。文藝創作者對於時代的感受會透過作品表現出來，從個別的作品來看，這些作品只是個人的情感抒發，但若將視野放大，它其實是某個時代下，一整個世代共同面對的處境。文學作品除了作為一種表達世代情感的媒介之外，也會透過不同的中介逐漸地匯聚成為一種鮮明的社會主張，也就是一個從個人(personal)往社會（social）逐漸演變的過程。因此作為文化運動的一種，文藝運動(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並非只是在文學表現形式上提出新的創見，並且是一種回應當前社會課題的社會主張。
戰後東亞的文學論戰：日本、韓國與臺灣
透過亞際(inter-Asia)視角，陳瑞樺老師比較了日本、韓國與臺灣在二戰後的文學論戰，讓我們可以跨出臺灣去理解東亞各國在戰後面對的歷史問題與社會課題有何不同，然後再回到臺灣，探討臺灣社會不同時代的社群政治課題又如何在文學論戰中浮現。
日本在1950年代有國民文學論戰；韓國於1970年代興起民族文學論；臺灣則是於1970年代出現鄉土文學論戰。國民、民族、鄉土這三個總括概念的差異反映的是不同國家所面對的歷史課題。作為戰敗國，日本面對的是當集體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論述失去倫理正當性之時，要如何以新的論述重構國民與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文學」（Kokumin bungaku;national literature debate）因而興起。南韓在二戰之前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戰後則成為一個分裂的民族（divided nation），因此南韓面對的歷史課題是如何克服分斷體制，這也是為什麼南韓會以「民族文學」作為文學主張。那麼台灣呢？
瑞樺老師認為，在二戰後臺灣重新建立的是一個移建民族國家（transplanted nation-state），由此形成雙重矛盾。矛盾之處在於「民族國家」疊加「移建國家」的雙重處境。因為是民族國家，使得中央政府（國民政府）與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之間形成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的矛盾。而移建國家的問題在於，中華民國政權移至一個在自己誕生時並未擁有的土地之上並持續宣稱對於中國的主權與統治。因而中華民國政權是一種相對於本土社會（native society）的「外來政權」，由此形成第二重的矛盾疊加在第一層矛盾之上。臺灣在1970年代的文學運動之所以會以「鄉土」作為運動論述是因為：「『鄉土』作為文藝實踐的總括概念，能夠包容移建民族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矛盾，讓不同行動者的想像都能找到意義連結，又能提供模糊空間讓不同的意義連結得以並存。」
長期投入都市人類學研究的雅仲老師則分別從1990年之後民主化的過程中去探討臺灣社會運動的性質與議題的變遷，而在這三十年，我們所理解認知的「民主」也在被重新想像。
臺灣公民社會的形成：一個社會運動的社會
對於解嚴之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其實過程或是社運團體本身的組織問題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與豐富。一個社會運動不只是組織與動員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運動或是團體本身即是一個文化架構（culture framing ）的過程，組織在運動過程中編織自身的價值、意義以及情感結構，這也是社會與文化不可分割的原因。此外，老師也提到解嚴之後興起的名嘴政治如何在剛解嚴的社會中扮演一個正向積極的角色。雖然我們現在會用較為負面的視角去看名嘴政治的現象，但老師認為，那時剛開始的名嘴政治對於方才解嚴的臺灣社會而言，突破的是在戒嚴時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討論政治的禁忌，因此電視上的名嘴政治其實重構了另外一種公共領域，讓政治議題的談論，發生在大大小小的空間中，老師也將這樣的現象賦予「大聲民主」的積極意涵。
在地與全球：臺灣社區運動的發展
2000 之後臺灣的社會運動走向一種以強調「地方」為社群感的一種運動模式，例如社區運動、地方創生以及社區營造的發生。老師以自己在九零年代於永康街做的研究為例說明，在全球化之下，永康街作為一種「在地」如何打開城市政治的可能與方法，並在抵抗地方商品化的過程中，也連結了社區中的成員，彼此共同守護自己的家園，在這樣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在全球化之下，地方作為一種進步性的反抗力量。
都市革命與多重世界
2010年代之後，社會運動的議題已不像過往只聚焦在認同政治的問題，而是整個生存與生態的問題。面對全球暖化、居住正義、食物安全等生態環境議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只是以人為中心的方式去連結思考世界。老師引用了拉圖（Latour）物的政治(Dingpolitik )的概念說明，這個世代要面對的議題是一整個世界的都市化以及其衍生出來的生態環境問題，若要去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所要思考的政治不能只停留在過往以人為中心的體制，我們需要的是以萬物去思考一種新的政治體制、一個新的「民主」，而這個「民主」，我們期待的是一種可以包容人跟其餘生命世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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