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

2022-03-29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演講側記

講者：Sangjoon Lee 李尚埈

主持：楊子樵

側記：邱宗怡

日期：111.01.06

東協中國系列講座最後一場，是繼國際政治與攝影，以電影史為切面，再探冷戰後東南亞至東亞地緣政治中的文化生產。講者李尚埈是電影史學家，目前主持南洋理工大學亞洲電影實驗室，藉本次演講，他分享他最新出版的新書《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

在這本書中，李尚埈揭開美國機構在秘密的財政支持下，如何與亞洲新興獨立國家之間跨國合作，共同塑造冷戰後的亞洲電影文化與電影產業；冷戰時期及其後的亞洲電影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知識份子，如何透過區域組織，聯合舉辦電影節、製作電影、製造明星、編導等電影工作者，來擴大市場、建立片場與電影產業。

「所謂亞洲電影網絡是冷戰文化政治和美國霸權的產物」，李尚埈先說結論。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在亞洲做了很多反統戰工作，以資助雜誌、音樂、表演、電影、展覽，作為「武器」對抗蘇聯，稱作文化冷戰。其中的關鍵武器便是電影。

儘管電影史學家已經揭露冷戰期間，中情局如何與好萊塢秘密合作，讓電影作為國家文化部門，涉入國際合作網絡，例如美國電影出口協會（ Motion Picture Ex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EAA) 和它的全球業務，但對於美國如何介入亞洲電影卻少有研究；另一方面，針對亞洲冷戰的相關研究則不太涉及文化面向。美國秘密活動對亞洲文化產業的影響，因此被大幅度低估。李尚埈的研究便是站在這樣的基礎上，從揭開亞洲基金會的神秘面紗開始，細說從頭：

總部位於舊金山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由中情局秘密資金挹注，透過支持亞洲文化生產，傳遞自由亞洲意識形態，促進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雖然主要業務在教育領域，包括改善學校設施、支持研究中心，並資助記者、作家、反共學者，但在50年代，亞洲基金會投入最多資金的，卻是電影。

亞洲基金會當時設有好萊塢聯絡人，主要任務就是接觸意識形態上相近，並在好萊塢有影響力的人物，遊說好萊塢支持TAF對亞洲電影產業的計畫。

亞洲第一部在TAF支持下製作的劇情片《人民勝利》，改編緬甸總理的故事，1953年在緬甸、泰國、印度、香港、日本、台灣發行。雖是戰後緬甸經典影片之一，但票房慘淡，此後，亞洲基金會便轉向投資在地電影產業，在日韓港台與東南亞建立電影製片廠，請來好萊塢明星或編導做顧問與指導，培植產業裡親美反共的領導人。

在這場產業發展浪潮中，日本得到重要的培植，例如支持永田雅一成為自由亞洲影業的領導者、大映株式會社製片廠也得到技術支援與指導；韓國電影文化協會亦獲得早期營運的全部資金；50年代的香港，美援則不但參與製作九部劇情片，也支持反共新聞人張國興辦報，甚至創設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1953年5月，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Southeast Asia，FPA)

在馬尼拉舉行成立大會。會議上，大映映畫總裁永田雅一在沒有任何反對的情況下當選主席，邵氏兄弟的邵逸夫成為副主席，總部設在東京。半年後第一屆東南亞電影節在東京舉辦，是繼印度國際電影節（1952在德里）之後，亞洲第二個國際電影組織，以「促進東南亞電影產業發展、電影藝術與技術提升，並確保遠東電影文化傳播和交流」。日本、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台灣，六個國家參展，派出了15部劇情片，日本五大製片場都有電影參與，菲律賓也推出五部電影。這樣的大本營集結突顯著：以電影築牆，東南亞至東亞展開反統戰的文化圍堵。

該屆影展上推出的泰國電影 Santi-Vina ，隨後獲得美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 的重要技術獎項：米歇爾攝影獎（Mitchell Camera Prize）。電影拍攝使用的35釐米攝影機與攝影技術，清楚標誌了好萊塢的資金與技術。

第三屆1956年在香港舉行，那一屆南韓加入。有趣是香港總督的開幕致詞：「影展教了我地理，原來日本屬於東南亞。」不知是否這個原因，在那之後，「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更名為「亞洲電影製片人協會」；1983年因為澳洲與紐西蘭的加入，「亞洲電影節」再改名成為「亞太電影節」。

50年代末，亞洲基金會決定減少對FPA的參與，縮減在亞洲大部分電影投資預算。最初目標終究未能完全實現：亞洲的合作夥伴無法領導區域組織，電影製作仍經驗不足，既無能吸引本地觀眾，也無法獲得好萊塢發行商的青睞。60年代基金會完全終止亞洲電影投資項目，但於此同時，韓國、台灣與香港卻開始電影黃金時代，各自都製作超過兩百部電影。

70年代中期，亞洲電影進入新時代。毛澤東1979年逝世後，文革結束，鄧小平經濟改革，中國電影得到快速發展。田壯壯、陳凱歌、張藝謀等153名學生重新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標誌中國第五代電影的開始，中國也開始了在世界版圖上的電影佈局。

80年代後，FPA作為冷戰亞洲電影網絡，存在感雖已日漸低落，FPA的網絡並沒有消失。新的網絡並非憑空出現，事實上運用著亞洲基金會與過往反共影人所曾經創建與維護的網絡，持續聯繫、增進亞洲電影的產業連結。在時間的尾端回頭看，李尚埈肯定著FPA的時代作用，「它確實曾以電影為方法，繪製過亞洲的想像地緣政治版圖」。

在亞洲電影研究領域，亞洲電影節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研究重視，李尚埈結語道。亞洲電影節作為區域非政治組織，藉由不斷變換主辦國，不過度連結於單一國家，反而與跨國非政府組織、美國文化政策息息相關，能揭示出重要的文化政治資本的運作網絡。

「冷戰下的媒體網絡，事實上是技術、物流、財政的運作，這樣的研究因此需要更多檔案梳理」，主持人楊子樵在跨越太平洋洲際與數十年時光的故事裡，指出珍珠背後，掘蚌人的努力。李尚埈2020年由康乃爾出版的書中，詳述了檔案的挖掘整理經驗，值得研究者參考。繁體中文譯本目前楊子樵老師正在與李尚埈合作，可望今年在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