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重新定位紀錄片工作坊：親近性與時間性
2022-06-29
轉型亞洲媒體實驗室系講座
重新定位紀錄片工作坊：親近性與時間性
講者： tammy ko Robinson (Associate Professor, Hany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 and ICCS Research Fellows/ Myoungjoon Kim (Adjunct Professor,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撰文：亞際學程碩一 岑穎豪
時間：2022 / 04 / 11
地點：交大光復校區人社二館F106A
媒體可以是統識（hegemony）藉以宰制文化知識的治理工具，也可以反過來成為民眾挑戰統識、追求話語權力平等和民主化的媒介。在《轉型亞洲媒體實驗室》演講系列的第二講，來自韓國的 tammy ko Robinson 及 Myoungjoon Kim 教授跟我們分享他們的媒體實踐經驗與思考。
兩位教授都是致力於媒體實踐與影像民主化的研究者和行動者。兩人由韓國的軍事獨裁時期說起，他們都長於那個年代出版和言論受到審查的年代。在風氣雲湧的大歷史敍述底下，Kim 講到自己在 1980 年代的大學裡面參與學運和工運的細微經驗。有一次警察撤出校園後，校園裡忽然變成公共討論的空間，無數的想法和差異得以從中萌發。
踏入 90 年代，隨着韓國民主化和轉型正義逐漸落實，數不盡的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社會也有更多條件使得媒體工具可以為人所習得。Kim 和他的伙伴在那時候會跟勞工團體合作，一起辦展覽，也會提供攝影技術教學。為了把信息帶到更多鮮有接觸的角落，讓更多公眾有機會參與媒體的生產和運作，漫畫書、巴士突擊放映、遊擊電台（Pirate Radio）都是他們會採用的策略。
在代議民主政制確立後，公共資源分配成為可以討論的事，慣常批判國家和公共政策的行動者也需要轉變策略。隨着韓國政府加強支援媒體和影像，尤其是 2000 年的廣播條例（Broadcast Act），Kim 和他的伙伴也成立了 MediACT 非營利媒體文化中心，致力於紀實影像的教學。他們多年來一直爭取傳播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媒體教育應該是大眾可以平等獲取的資源。政府應投放更多公共資源去改善媒體環境。媒體應成為公眾可以民主參與的媒介。如今，至少在韓國各大城市，15分鐘內就可以到達一個媒體資源中心。未來他們希望公共資源可以進一步向小城市和鄉郊地區推廣開去。
進入綜合討論環節，蘇杏娟教授引述黑人女性主義者 Audre Lorde 對主流女性主義的批評：如何避用使用宰制者的工具反抗宰制者，過程中反而被宰制的邏輯所吸納？放在媒體和技術的層面，兩人是如何思考的？ko Robinson 憶起她跟 Lorde 過往也有類似討論。她覺得自己目前所關注的項目，例如 Podcast，本身反而是相對不受制於演算法，很重視人與人關連的媒介。現在很多媒體行動者和藝術家也在探討跨媒介的形式。這些另類取向或能挑戰由統識主宰的媒體運作邏輯。
楊子樵教授接着詢問獨立行動者在爭取國家資源時，如果處理跟國家機器的關係？公民社會如何避免為國家所馴服？Kim 提到 MediACT 內部也經過反覆爭論。他們覺得民主化後的國家起碼是一個可爭取的空間。100% 抗拒收編是難以做到，但拿國家的資源也可以用來做自己的事。成績做出來了就是切切實實的改變。
一些同學問到，當代很多地方仍然有嚴格的影像審查，國家機器仍然是個霸權般的存在。媒體的民主化又能如何在這些地方做下去？ko Robinson 引述當年韓國的經驗，如 Kim 津津樂道的一些野貓式（hit-and-run）的影像遊擊。這些行動在跟權力搏奕的過程中，反而能團結起更多的人。Kim 補充道，可能是帶着張力和矛盾地追尋創意，才能讓最有意義的東西顯現。雖然，獨裁的傷疤，即使在民主化後都會繼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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