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 | 邁向理解「放開」:中國長八〇年代的勞動、礦產與山區轉型
2026-06-10
側記|邁向理解「放開」:中國長八〇年代的勞動、礦產與山區轉型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lease” (Fangkai): Labor, Miner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ountain Region in China's Long 1980s
日期:2026年5月28日20:00 PM – 22:00 PM (GMT+8 / Taiwan Time)
地點:線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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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Nicholas Bartlett(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當代中國文化與社會助理教授)
主持人: 謝一誼(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多物種正義研究群共同主持人)
所屬子計畫: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
子計畫主持人: 謝一誼
側記作者:余芬妮(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博士生)

Bartlett 的簡報首頁(講座截圖)
本講座是 ICCS 子計劃四主辦的第二場年度系列講座,我們邀請來美國人類學家 Nicholas Bartlett 以他新近的出版作品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lease” (Fangkai): Labor, Miner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ountain Region in China’s Long 1980s(2025)為基礎,分享他當前對中國礦業歷史研究中的一條仍在生長的支線。回顧他 2008~2012 年博士期間對中國西南箇舊地區海洛因使用者與戒治制度研究,到後來轉向與「吸毒者」生命史緊密相關的箇舊礦業史,會看到其研究路徑都圍繞著雲南箇舊的「山」在交織開展:Bartlett 在當地由 60 後至 70 後組成「海洛因世代」的生命記憶中遭逢了這座「山」,繼而追憶出一部長八〇年代箇舊錫礦的國家與私人開採史:
「那是我上山的時候……那時候我去了山上……我的人生是在山上改變的……」

位於雲南南部紅河州的箇舊市(講座截圖)
箇舊,一度被稱為中國的「錫都」,集中了全國高品質的錫礦。因此自 1950 年代開始箇舊的錫礦便是由國營的雲南錫業有限公司主導的採礦體系,開採範圍集中在箇舊市區周邊十公里範圍內。1985 年至1995 年,是箇舊姍姍來遲的長八〇年代:1985 年後各地人口開始大規模地進入山區,對錫礦進行私人開採,使得礦業成為地方經濟與社會組織重組的核心;1995 年後政府開始逐步整頓產業,並在2008年將箇舊列為「資源枯竭型城市」。但即便如此,隨著勞動力、技術與基礎設施的發展(見下文 Bartlett 的「能」概念,Bartlett,2025),箇舊在今日仍是全球最大的錫礦生產中心之一。
2008年,Bartlett 也進入箇舊,開展箇舊海洛因世代的田野。面對這群曾誘人萬里如今卻被遺棄的「山」——海洛因世代,他開始思索,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與政治轉型,使這些礦產開始流動、一整代人獲得又失去了原本可能的生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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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 與他的海洛因世代專書(Bartlett,2020)(講座截圖)

Bartlett離開田野時,一對海洛因世代夫妻送給他的禮物,一塊在90年代從雲錫公司庫存中偷拿的錫焊條,一個紀念品,一段歷史的象徴。(講座截圖)
疫情期間移動受限,他便透過地方檔案與歷史文獻,並持續與關鍵受訪者保持聯繫,朝「礦山」走去。一段由胡耀邦提出的礦業開發政策口號從報刊與人們的口述聲中傳來:「大礦打開,小礦放開,強化開採,有水快流」。在 1985 年剛剛從國營開發中「放開」的箇舊,人們對「大」與「小」的理解充滿矛盾:哪些勞動者屬於「大」?哪些生產活動屬於「小」?哪些組織應該被「放開」?到底,什麼被「放開」了?Bartlett 提出了「能」的概念來把握經濟想像與物質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當地語境中,「能」既可以指礦藏所蘊含的能量,也可以指人的能力或勞動潛力——人與礦似乎共享了一套關於潛能、釋放與流動的語言。
從國企工人到私人礦主,Xun Wei 的個人生命史,便是「能」的流動史。1950 年代後,政府在箇舊建立大規模國營錫礦體系,圍繞錫礦組建出一個配備完善的城市,國企提供住房、教育、醫療等福利給工人。1950 年代末,Xun 的父母搬到箇舊生活。Xun 的父親是雲南省有色地質局三〇八隊的職員(簡稱為「308」),母親則在 308 支助的麵館合作社工作,出生在箇舊市中心的 Xun 從小也享有各種集體福利。由於職位短缺,Xun 無法像兩位哥哥哥一樣繼承父親的「鐵飯碗」工作,不過他仍能像母親一樣得到由國企提供的就業機會。
但Xun的人生軌跡在 1985 年「放開」政策提出後發生了轉變。國家扶持像 Xun 這樣的「個體」礦工組隊進行小型採礦,進入過去由國企壟斷的礦區開採表層礦脈(而國企則繼續開發需要長期投資的地下礦開採)。依靠親友與同鄉的交換網絡,Xun 獲得採礦的基本知識,招募了兩三名臨時工人組成工作團隊一同上山(「群體能力」(註一))。到 1990 年代末與2000 年代的「強化」期,Xun 在此前國家開發的隧道網路旁挖出高品質的深層錫礦,這讓他盆缽滿盈。然而,礦區的迅速擴張也帶來大量外部資本的湧入,私人礦主們會持槍武裝保護自己的礦場免遭他人突襲搶奪,促使箇舊成為一個掠奪、保護資源的半軍事化的基礎設施空間。Xun 的礦山後來被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投資者接手,他則逐漸被排除在外。

2018年疫情前 Xun Wei 帶Bartlett走自己年輕時發財、吸毒、改變命運的老陰山(講座截圖)
此時期,如 Xun 等早期的集體企業逐漸被淘汰後,剩下的便是如雲錫等大型國企與大型私人礦業之間競爭,他們形成各自的資本、勞工市場與政治網絡。此時期,國企也學習了私人礦業的勞動組織方式、速度邏輯和風險管理模式,使用短期勞動合同,廢除「鐵飯碗」制度——完成了對私人礦業「能」的吸收與制度化;一如在「扶持」時期私人礦業的發展吸收了國企的「能」(基礎設施)一般。實際上,二者在「強化」時期變得越來越相近,形成一個共享的勞動市場,勞工們在國企與私人礦之間來回流動。在加劇的暴力與排除中,箇舊的錫礦產量位勇居全球前首,背後則是「長八〇年代」的「放開」以來,人的經濟想像與物質性摩擦出的「能」的釋放過程,新的勞動動員機制為後來被海洛因吞噬的世界埋下了「山」的伏筆。

討論環節(講座截圖)
討論環節讓這場講座的內容更加完整。首先,有與會者請 Bartlett 說明礦業研究與海洛因研究之間的關係。Bartlett 回應,當他在 2008 年至 2010 年代初進入箇舊,地方經濟正在快速轉型。許多有海洛因使用歷史的人,曾經也是礦業繁榮時期的勞動者;但當礦業衰退、城市轉向新的經濟方向,他們很難像年輕人一樣前往深圳、昆明或沿海城市,也很難重新進入穩定勞動市場。對他們而言,「被留下來」不只是個人處境,也是一座資源城市衰退時最尖銳的感受。
另一個問題則關心礦山是否有超越物質利益的地方信仰或宇宙觀。Bartlett 坦承,他的田野對象多半以賺錢、成功、冒險與地方經濟來理解礦山,而不是以祖靈或神話來談礦石。不過,他也提到礦區中的性別禁忌:女性進入礦坑常被視為不吉利,甚至被認為會讓好的礦脈消失。這顯示礦山並非只有經濟邏輯,仍有性別、身體與禁忌組成的文化想像。
也有與會者追問口述史是否足以支撐歷史論證。Bartlett 表示,口述史非常重要,但若要重建細緻的礦業史,仍需要地方報紙、檔案、技術資料與其他材料互相對照。主持人謝一誼也補充台灣九份、金瓜石退休礦工自行保存礦業記憶的案例,提醒我們:真正由礦工自己出發的礦業史,無論在中國或台灣都仍然稀少。
最後,討論也回到「長八〇年代」與「群體」的問題。Bartlett 說,「群體」不是固定不變的人群,而是一種會隨政治與治理需要而改變的位置。同一批人,在某個時刻可能被稱為需要扶持的小礦工;到了另一個時刻,又可能被稱為非法礦工、破壞環境的人,甚至成為必須被清除的對象。這也是他不願簡單用「後社會主義」來描述改革年代的原因。因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結束後的新世界,而是舊有基礎設施、國企制度、勞動身分與地方關係持續被重組的過程(「能」)。
小結:重新理解「放開」
整場講座最有力的地方,在於它把「放開」這個看似熟悉的改革語彙重新打開。放開的不是單純的市場,也不只是礦產資源;被放開的還包括人的勞動力、地方關係、國企基礎設施、冒險的欲望、致富的想像,以及伴隨而來的暴力與排除。
因此,箇舊的礦山不只是一個資源開採現場,也是一個理解中國改革年代的窗口。從一塊錫錠、一條坑道、一張地圖、一群被留下來的人身上,我們看見的是:當資源被加速開發,誰能被納入「發展」的故事?誰又在故事轉向之後,被重新命名為問題、風險或負擔?這正是Bartlett透過箇舊「長八〇年代」希望我們重新思考的問題。
(註一)Bartlett 補充道,最早進入礦山的群體中還有回族,因 1975 年沙甸事件,地方政府對回族問題格外敏感,因此允許回族礦工開始小型採礦以維護民族團結。另外,需要註意的是政策語言中的「個體」在實踐中從一開始就是合作性的勞動組織形式,依附、再生在當地亦存在的關係網絡、基礎設施之中。
參考文獻
Bartlett, N. 2020. Recovering Histories : Life and Labor After Heroin in Reform-era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25.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lease’ (Fangkai): Labor, Miner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ountain Region in China’s Long 1980s.” Positions : Asia Critique, 33(3), 42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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