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穆斯林影展「沈思」首日

2022-02-09

穆斯林影展「沈思」：首日側記

日期：2021年10月22日

地點：ZOOM 線上座談

記錄者： Irfan Muhammad

中文翻譯：黃凱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ICCS-NYCU）2021年穆斯林影展「沈思」（Tafakkur）首場講座活動，即是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社會學與馬來研究系教授Syed Farid Alatas所主講的「理解伊斯蘭之途徑:教義、文化、意識形態與烏托邦」（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slam: Doctrine, Culture, Ideology, and Utopia）

Syed Farid Alatas強調，就像看待其他宗教一樣，我們應當將伊斯蘭的廣泛教義，與反映人類觀點、感受、文化偏見的人為詮釋相互比較。

伊斯蘭是個宏大的宗教，包含了許多原始、純粹、普世的價值。然而，如今卻有許多對穆斯林的負面描繪，認為穆斯林厭女、暴力甚至涉及恐怖行動。這意味著人們雖然能對有利人類的普世觀點有所共鳴，但同時也依據自身的感受、文化偏見，乃至是人性與生俱來的惡念，詮釋這些教義。

我們必須理解我們所謂的「伊斯蘭」，並如同理解其他宗教一般，從不同的層次去理解伊斯蘭。對穆斯林來說，伊斯蘭就是真主的旨意，但當不同的人接觸、閱讀及詮釋宗教時，就會產生出對教義的不同解讀。

我們接著討論到穆斯林的文化，即他們的物質及思想文化，是否受到伊斯蘭的影響。無論如何，這些文化都將反映到伊斯蘭身上。「穆斯林文化」與「伊斯蘭」之前的關係有三種理解的方式。

第一種理解，穆斯林文化直接受到伊斯蘭影響。Farid舉例，穆斯林按日曆齋戒的文化就是直接受伊斯蘭影響，是全球各地穆斯林共同實踐的傳統文化。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則是「多福」（abundant）概念，其中的部份宗教實踐，影響了一些穆斯林的人生。此外，穆斯林社群習以為常的小事物，例如使用右手的三根手指抓飯的習慣，被視為穆斯林進食應有的儀態。

第二種理解，則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與伊斯蘭教義背道而馳。伊斯蘭從未禁止女性接受教育。伊斯蘭肯認女性的財產權，旁人包括其丈夫無權剝奪其財產權。即使如此，在一些伊斯蘭社會中，女性不僅禁止接受教育，其財產權更是遭到剝奪。

第三種理解，伊斯蘭對個人生活沒有任何影響。以清真食品而言，伊斯蘭規定穆斯林使用清真食品，卻未明確表明為何種食物。吃麵包抑或吃米飯，端看個別社群的既有飲食文化。

Farid說，上述這些都能與伊斯蘭掛鉤，但當我們試圖檢視穆斯林時，我們必須很清楚自己試圖談論的是什麼。我們是在談論《古蘭經》、伊斯蘭的宗教實踐、經由人們所詮釋而產生差異的宗教教義，或是不同的哲學流派？是蘇菲派（Sufism）嗎？還是普遍的穆斯林？

對於一些穆斯林而言，特別是穆斯林菁英，伊斯蘭不僅是個宗教或神啟。反之伊斯蘭鞏固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這類觀點可歸類為意識形態，或烏托邦。

打個比方，有的人相信「伊斯蘭經濟」，聲稱伊斯蘭經濟是按照伊斯蘭教義的良好經濟體系。然而，他們所謂的伊斯蘭經濟，實際上服膺資本家的利益。Farid解釋，「倡議者聲稱它是純然伊斯蘭的，但我們認為這是親資本家的立場」。

另一邊廂，我們其實可以發現，穆斯林的政治經濟立場更傾向於社會主義，對抗著資本主義。大約在100年前，印尼的Haji Oemar Said Tjokroaminto就曾寫過，伊斯蘭與社會主義是如何對抗荷蘭殖民者的資本主義壓迫。「所以，他們懷抱某種烏托邦的想法，無意於保護或維繫體制，而是要推翻它。」

簡單來說，伊斯蘭必須以不同層次的方式來理解。首先，我們必須釐清所謂的「伊斯蘭」實際上指的是什麼。我們說的是普世伊斯蘭，是教義、是理論、是意識形態、是烏托邦，還是人們的文化？其次，我們必須理解伊斯蘭是異質的。穆斯林群體之間的宗教實踐、文化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因為這些並非只受到伊斯蘭的影響，也受到社會、地理、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另一名講者印尼作家兼學者Okky Puspa Madasari則以「想像伊斯蘭：電影中身份與意識形態的戰爭」（Imagining Islam: The Battle of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Film）為題，放映多部影片講解印尼伊斯蘭電影版圖的概況。

Okky表示，電影中再現的伊斯蘭，隨著時間的轉移而有所改變。電影創作者如何想像伊斯蘭，與他們處境、環境，以及社會事件息息相關。電影是意識形態的戰場，透過電影創作者及其觀眾的背景，我們能夠探尋他們所再現的是哪一種伊斯蘭。

他比較了1998年的《Tjut Nja’ Dhien》和2000年代中期的《愛的詩篇》（Ayat-Ayat Cinta）。前者描述個性堅毅的穆斯林女性對抗殖民主義，而後者則講述女性忙著吸引男性的注意，因相信一夫多妻在其信仰的宗教是崇高的行為，而允許其丈夫迎娶多名妻子。

我們需要將這兩部影片放在「1998年以前」和「1998年以後」，印尼的時代脈絡來理解。1998年以前，印尼曾有過壓制伊斯蘭的時光，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皆遭到邊緣。然而在1998年以後，穆斯林在政治上及日常生活中都獲得自由，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成為了主流。電影中，配戴頭巾的女性被刻畫為良善的，反之則是壞女人。

電影是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戰場，它不僅僅再現穆斯林群體，或是面向穆斯林觀眾，它亦是宣揚特定伊斯蘭教義和生活方式的宣傳工具，甚至是政治力量。

Okky認為，這個戰場存在於電影之內，也在電影之外。「電影之內」的戰場，包含了圍繞在劇情、主角、造型乃至演員和製作人的宗教信仰等的辯論；「電影之外」的戰場則涉及公眾對電影的接受度，以及各方的審查，包括來自穆斯林演員、政府當局、不認同電影中伊斯蘭觀點的穆斯林領袖。鑑於穆斯林領袖的影響力，電影敘事並非如同我們想像的自由。

一般而言，電影製作人的反應可分為三種：有的會自我審查，有的試圖協調，有的則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而抵抗。然而，抵抗者的下場，往往是電影遭到意識形態不同者禁播，更甚者攻擊或監禁他們。

電影放映

穆斯林影展首日放映了兩部印尼電影。

第一部是2019年由Ari Trismana執導的《以信仰之名》（Atas Nama Percaya），本片是由在日惹大學宗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CRCS UGM）、WatchdoC 、波士頓大學琶帝全球研究院（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在亨利盧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資助下，合作完成的紀錄片，片長共36分鐘。

電影紀錄了西爪哇省（West Java）及東努沙登加拉省（East Nusa Tenggara）的傳統民俗信仰者的生活。他們長期遭受歧視，有者被迫自稱信仰六大官方宗教，有者則被指控為無神論者及共產主義者。

直至2017年，印尼憲法法院才允許將原住民的傳統信仰註記到身份證上，為不同宗教信仰的平權道路立下重要里程碑。然而，此後仍有許多挑戰，西爪哇省的「心路之流」（Aliran Kebatinan Perjalanan）社群及東努沙登加拉的「馬拉普」（Marapu）社群就在這部紀錄片中講述這段的故事。

第二部則是印尼著名導演Hanung Bramantyo執導的《?》，講述印尼的宗教多元主義。

印尼的宗教多元經常造成相互誤解，甚至引發衝突。這部紀錄片以佛教、伊斯蘭及天主教三個不同宗教信仰家庭的互動，來呈現印尼的這一面貌。這部紀錄片完成呈現了印尼的宗教生活，包括基督徒因著部份穆斯林種族歧視華裔而誤解伊斯蘭。事實上，有不少中庸的穆斯林，勇於捍衛不同宗教信仰者，並反對極端伊斯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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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首日的第二環節著重於維吾爾族的危機。維吾爾族是居住在中國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其中大部分為穆斯林，經常遭受壓迫。

2007年發表的紀錄片《走繩索的孤兒》（On the Tightrope）講述了新疆孤兒院中維吾爾族兒童的故事。媒體雖已廣泛報道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的壓迫，而本片試圖以不同的角度描繪他們的生活。片中並未強調這些壓迫是如何實施，而是訪談那些夢想傳承高空走繩這項維吾爾族傳統活動，成為走繩表演者的兒童。

導演Petr Lom藉由「走繩索」，隱喻維吾爾族如何在穆斯林生活，以及共產主義政權的限制之間，維持平衡。他們的宗教實踐在受到限制的同時，持續被灌輸成為「中國人」，最終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思想。

銜接在電影放映後的，是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侍建宇，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張中復得映後討論會。

侍建宇引述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家楊鳳崗的「宗教三色市場論」解釋，中國政府為了有效管制，將宗教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被稱為紅色市場，即官方承認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第二類灰色市場（gray market），即是未獲承認、法律上未定義的宗教，包括民間信仰等等；第三類黑色市場（black market），則是被認定為非法宗教，或中國政府所稱的邪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試圖將所有宗教「轉紅」，消除灰色和黑色市場。 2017年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加強了上述「轉紅」。這項政策始於2016年，中國政府當時通過「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制定了四項限制，其中包括宗教必須貫徹社會主義觀，宣揚社會主義及中共之意識形態。法規中「宗教極端主義」的定義模糊，讓其他宗教傳教者、信徒或資助者都深怕被視作「邪教」，而遭受嚴厲懲罰。外界普遍相信，這些條例旨在針對伊斯蘭。

新疆當前局勢混亂，不僅中國試圖「安全化」伊斯蘭信仰，更有極端組織聲稱，新疆的某個政治整營，即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受到發動911事件的蓋達組織（al Qaeda）影響。

對此，中國政府採取預防性措施，先行攻擊潛在的侵略和危險。中國政府先是正當化「反恐」或「去極端化」的需求，隨後透過預防性壓迫，按照漢族佔多數的情況，重塑新疆社會，以維持現狀。

對新疆穆斯林的宗教迫害層出不窮。所謂「非法」宗教建築不斷遭到拆除，包括建築本體、宗教號誌、阿拉伯文字，甚至是墓園及神龕；嚴禁日常生活中的伊斯蘭宗教實踐，女性不可戴頭巾，男性不得蓄鬍。中國政府也驅散穆斯林的集體禮拜、逮捕宗教領袖。清真寺的裝潢陳設也受到管制，寺裡掛上習近平或毛澤東的肖像和標語，寺外門前則升起中國國旗以展現愛國。

侍建宇稱，中國政府持續強調，伊斯蘭或恐怖主義的全球化，如今已危及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少數民族的伊斯蘭教實踐。根據他的聯絡人，維吾爾族穆斯林可分為三類：伊斯蘭文化實踐者、非政治的伊斯蘭教選擇性實踐者、伊斯蘭政治實踐者。其中，第三類人可再細分成更多群體，如政治人物、伊斯蘭聖戰分子。不過，大多數維吾爾族穆斯林屬於第一類。

另一名講者張中復也有類似的看法。張中復在題為「弔詭的『中國化』聖戰：當前中國恐懼伊斯蘭情結下的穆斯林同化運動”的演講中解釋，伊斯蘭其實存在於中國已久，且長期獲得中國人的接納。

不過，中國的穆斯林又分為兩種，即口說華語的回族穆斯林，以及口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穆斯林。說華語的穆斯林占穆斯林群體的主導地位，而中國近代超過千年的歷史中，穆斯林少數與漢族多數已在文化變遷、社會適應和民族認同三個維度中，形成了共生的結構。

因此，中國雲南、臨夏等省份有相當多的伊斯蘭教徒，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些地區口說華語的穆斯林，有別於新疆穆斯林的情況，其宗教實踐相對獲得國家的支持。比如在雲南，儒家思想和伊斯蘭思想良好地交融。格迪目派（Qadim）和蘇菲派（Tarekat）等古老的宗教派別，亦體現出中國西北地區的中國元素。從清真寺建築就能清楚看見這點，其建築風格帶有中國色彩，而非阿拉伯風格。此外，作為伊斯蘭蘇菲主義教派之一，臨夏的哲赫林耶派（Jahriyya）信徒是透過燒香向宗教導師穆爾西德（murshid）表達尊重及紀念。

問題是，為何近年來，中國會開始出現恐懼伊斯蘭的現象呢？

中國反伊斯蘭情緒不同於西方的恐懼伊斯蘭。在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教的恐懼與他們對移民的觀感息息相關。而在中國，伊斯蘭教並不是新興宗教，而是早已存在了數千年的信仰。中共在2012年以「宗教中國化」這個模棱兩可的理由，發動新一輪对同化穆斯林的戰爭，使仇視伊斯蘭的情緒蔓延開來。政府透過新媒體，特別是網路廣為政宣，以漢族為主的極左知識分子也開始公開發表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

中共「宗教中國化」目的顯然指向聖戰思維、口說華語的瓦哈比派（Wahhabism）穆斯林，以及新疆突厥語系穆斯林。然而，我們該如何區辨哪些是中共的目標群體，而哪些又是傳統且已在地化的穆斯林？

2015年，中國政府明文禁止傳播三種他們認為會將中國伊斯蘭推向極端的伊斯蘭傾向，即「阿化」（Arabicization）、「沙化」（Saudicization，指瓦哈比派）及「清真泛化」（Pan-Islamization，指涉特定政治派系例如Ikhwan）。政府也因此下令改造清真寺內的阿拉伯符號，例如圓頂清真寺在中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漢族常用的儒家風格寺廟建築。

張中復表示，新疆危機和中國激增的極端反穆斯林信仰，將造成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及宗教極端主義的三大威脅。惟他認為，中國大部分穆斯林實際上是溫和派。中國的漢族多數和穆斯林少數之間，已建立了長達數百年的共生關係，只有在接納溫和派伊斯蘭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允許穆斯林在中國保有其社會文化身份認同，才得以維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