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漢藏邊界蒙古性的重新發明

2024-03-25

講者：Ute Wallenböck（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
主持：陳奕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專任研究員）
側記撰文：盧俊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講者Ute Wallenböck是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在內亞（Inner Asia）、絲綢之路、少數民族、身分認同等題目。她在陽明交大舉辦的講座題目為「漢藏邊界蒙古性的重新發明」，內容蛻變自她2019年在Vien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論文“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men- s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The Re-invention of Mongolness at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講座聚焦在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的「蒙古性」（Mongolness）如何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和戰略倡議，以及與藏族互動而產生變化。研究材料源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河南縣的黨內資料、地方史料和官方紀錄，以及講者截止2017年在當地所做的訪談和民族誌研究。有關「蒙古性」官方呈現的例子，講者亦引用了部分於2017年7月舉行的「蒙藏歷史與文化交流」國際會議期間，她看到各類「文化表演」參觀當地博物館，當中的經驗佐證了官方塑造文化認同的行動。本篇側記的目的不在概述講座全部內容，而是希望聚焦在「官方塑造/民間認同」和「歷史與傳統的再發明」兩部分，透過Wallenböck助理教授研究蒙古性和漢藏邊界的例子，繼續發想有關身分認同（identity）、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以至是邊界（border）的問題。

官方塑造/民間認同
講者先以一系列的歷史資料，從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分裂談起，講到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蒙古族自治區，述說當中蒙古族與藏族的長期宗教、文化、經濟、通婚等交流，點出蒙藏共享某些特徵而形成新的獨特文化。惟於十八世紀，清朝制定蒙藏分治的政策成蒙藏身分塑造的轉捩點，其影響力甚至讓中共政府延續此種分而治之的方向，這不僅僅是「行政」策略，更是某種「確保內陸政治穩定的戰略」（Wallenböck, 2019）。但事實上，這種官方塑造的「身分認同」對該區人民而言也僅僅是「行政上」（administratively）的意義。從Wallenböck助理教授引用的訪談資料看來，人民的認知與其官方「賦予」的身分（透過身分證）總有落差：如，有受訪者說「在共產黨到達此地並設立了青海省河南縣開始，我的身分證便寫着是蒙古族，儘管我是藏人」；又有人說「我『被告知』（it is said that）父親的家族是蒙古人」。而最能呈現此種身分認同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則是這一句話：「我『打從心底』（in my heart）是蒙古人」。「心底」大概是指模糊的個人選擇，而這種選擇大概也與中共官方主導的民族識別工作（minzu-classification）沒有直接關係。確實，講座前部分的歷史資料已然明確告知，蒙藏之間的互動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同時也呈現了文化身分認同作為「形成中」（becoming）的狀態。

歷史與傳統的「再發明」
講座後半部聚焦在中共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文明化計畫」（civilizing projects），如出版官方歷史和地方誌、利用蒙古的語言和文化符號等融入河南縣的縣城景觀設計、推動「傳統活動」以作政治宣傳、利用政府資金興建地區博物館等。藏傳佛教、蒙古親王的名字、蒙古包等成為建構蒙古性的文化「素材」，甚至於千禧年代江澤民主導的「西部大開發」推動遊牧民定居政策，這段時間建造的房子也是模仿蒙古包的外型。同樣，如今被視為「蒙古奧運」的「那達慕」（Naadam Festival），雖然被官方論述是為「傳統復興」的象徵，但講者追溯歷史，卻發現次節日在1989年的「河南縣自治縣條例」中有了首次官方紀錄，並將那達慕節定在八月一日，與解放軍建軍紀念日一樣。講者亦分享了她在2017年參與「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蒙藏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的經歷，除了學術交流，研討會期間亦有多項文化活動，包括河南縣當地已然失傳的「呼麥」泛音詠唱和馬頭琴演奏等，強調蒙古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一環，藉此展示中國在「新絲路」中崛起的「軟實力」。在此文化論述下，蒙古帝國統治者成吉思汗同樣成為「第一個打敗歐洲的中國人」，意將蒙古帝國完全併入「大中國」的歷史版圖之中。

以上種種，大概能從英國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觀察，當權者透過儀式化（ritualization）、重複（repetition）等步驟，發明出能夠凝聚社會、有利國家建構的「傳統文化」（Hobsbawm, 1983）。在問答環節，陳奕麟教授追問有關蒙古性再發明與中國一帶一路提倡的關聯性，講者亦以那達慕節作為例子，形容此官方推動的傳統節日為連結歐亞大陸各蒙古族群（Mongolic groups）的重要節日，並同時將「泛蒙古主義」（Pan-Mongolism）與「大中國」的國族建構掛鉤。陳奕麟教授亦於講座尾聲總結，指出這一系列的國家論述，旨在營造「蒙古」作為中國認同的一部分：「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允許擁有個別的身分認同。（You allow to have your separate identity as long as you are Chinese.）」

參考資料：
Hobsbawm, E. J. (Eric J. ), & Ranger, T. O. (Terence O. ).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nböck, Ute. 2019.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The Re-invention of Mongolness at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Vien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pp. 31–59. https://doi.org/10.2478/vjeas-2019-0002

Wallenböck, Ute. 2019. Die Bevölkerung am Sino-Tibetischen Grenzgebiet. Identitätskonstruktion der Tibet- Mongolen. (Globalgeschichte und Global Studies, Vol. 1), Münster: Aschendorff 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