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 （下篇）《ACT：多物種專刊》新書分享會：在生態碎片中思考：多於人的共感與寫作
2026-04-16
日期｜2025年11月30日（日） 14:00-16:00
與談作者群｜
莊雅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陳榮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徐振輔（生態研究與自由寫作者，2021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及蓓蕾獎得主）
黃瀚嶢（生態研究與圖文創作者，2023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及蓓蕾獎得主）
主持｜
陳冠彰（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義竹駐地研究員）
側記作者｜郭育伶（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族文所碩士）
活動連結｜連結
活動照片｜連結
所屬子計畫｜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
子計畫主持人｜蔡晏霖
陳榮泰：從犧牲到變形，重思人畜關係
緊接著上篇的黃瀚嶢和徐振輔，接下來要分享的，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陳榮泰。透過兩個跨越人類與家養動物邊界的案例：「異種器官移植」與「人畜共通傳染病」，榮泰在〈生死相隨：動物與人類關係的形變〉一文中試圖回應自身田野中的種種困惑和思考，並進一步探討人類與動物關係可能發生的轉變──一種在當代情境中，人與家養動物關係中的不穩定性。
榮泰對田野的困惑，源於其在蘭嶼豬保育的實作經驗。在因緣際會下，他以實習生的身分參與農業部畜試所臺東場區的蘭嶼豬照護工作。過程中，他發現即便相對多數肉豬養殖場，蘭嶼豬的動物福利已經相對不錯，場域裡非但沒有實際執行生醫實驗，許多飼養員和研究員與豬隻的互動關係，更非單純將豬視為「操作物件」。然而，同事仍會以「犧牲」來界定蘭嶼豬的定位（也就是將蘭嶼豬視為實驗動物而非經濟動物）。這讓他不禁思考：人類與家養動物之間的關係，是否必然建立在這種犧牲的邏輯上？有沒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暫時脫離這種犧牲的框架？
圖一：在農業部畜試所臺東場區的蘭嶼豬照護工作經驗，使得陳榮泰對於人與動物的關係產生種種困惑與思考，進而開啟了這場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本體論思辨。
「犧牲」（sacrifice）一詞，常見於生醫實驗領域，是一種代指將動物殺死的委婉說法。同時，因為絕大多數的動物犧牲祭儀使用的都是家禽、家畜，使得人類學長期關注家養動物和犧牲關係。早在 1980 年代，STS 學者 Michael Lynch 即借用早期將動物犧獻祭的儀式，探討動物生醫實驗室如何透過有組織、有秩序的程序殺死動物，把活生生的動物轉換成可以分析的抽象資料。如同宗教祭儀，日常實驗室透過犧牲，在可見與不可見，自然與超自然之間建立連結。
榮泰指出，從他在蘭嶼豬的照護經驗來看，即便實驗動物照護已經朝往動物福利的方向進行，卻仍難以跳脫「犧牲」的邏輯。家養動物與人類之間不對等的「犧牲」關係，似乎還是相當穩固。
剛巧田野期間，兩位法國學者 Frédéric Keck 和 Catherine Rémy，分別出版了有關異種器官移植以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著作。這兩部著作，都為榮泰提供了轉向思考的可能。對他而言，書中的兩個案例都是將人類與家養動物的關係推至極端的情境，在這些極端狀況下，人類與家養動物之間「平時要照顧，但在特定時刻必須犧牲」的不對等關係開始變得鬆動與不穩定，使我們有機會從中看見或想像另類的關係型態。
圖二：陳榮泰指出，這種不穩定的關係型態，猶如一張「多義性模糊圖像」（ambiguous figure），從不同角度看，便會呈現迥異的面貌。這類圖像在常態下往往只能看見一種顯像，唯有在特定情境的觸發下，另種面貌才能顯影，就如同文章中所討論的「極端狀況」，才得以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人與物種關係。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榮泰首先提到的是人類學者 Frédéric Keck 的多物種民族誌著作 Avian Reservoirs: : Virus Hunters and Birdwatchers in Chinese States （《禽流感的哨兵：中國邊界上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如何預備傳染病大流行》）。書中提到作者在香港的田野中，注意到有些養殖場會刻意飼養不施打疫苗的「哨兵雞」。因為未接種疫苗，當這些雞隻感染病毒時，便會產生明顯症狀，從而成為人類預警傳染病爆發的訊號。
Keck 認為，「哨兵雞」這類的防疫技術，不同於在疫情擴散階段大量採行的撲殺動物手段，後者更偏向家養社會的犧牲操作。相對而言，「哨兵雞」的運作方式，反而更接近狩獵社會中，透過動物的感知和行為，去偵測危險訊號的技術。在此基礎下，Keck 進一步拓展「哨兵雞」的概念，關注預防傳染病工作不同層次中所呈現的跨物種訊息溝通。
沿 Keck 的思路，榮泰在專刊文章中提出另一組可供對比的例子：水鼬和雪貂。這兩個物種雖然同屬一個亞科，但在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防疫工作中，卻遭受截然不同的待遇。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 2020 年底，當時 Covid-19 還很嚴重、疫苗尚在發展，丹麥養殖水鼬身上被發現帶有 Covid-19 病毒。為了防止跨物種傳染、造成病毒變異，丹麥政府決定將境內 1700 多萬隻水鼬全數撲殺。由此可以看見，在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情境下，當人類跟動物同時面臨死亡威脅，如養殖水鼬一般，有些家養動物被要求為更大的跨物種福祉而犧牲。
另一個案例則是雪貂，雪貂是比水鼬更早被馴化的動物，自 20 世紀起，雪貂被廣泛養殖為實驗動物。由於雪貂感染流感病毒後的生理反應與人類相似，科學家便藉由觀察病毒在雪貂之間的傳播與變異，將其視為評估病毒跨物種傳染到人類身上風險的預警訊號。這個例子，呈現了人類與特定物種分享、獲取、讀取訊號的模式。在應對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實作中，人跟物種很可能繼續維持犧牲的關係，但有時也會發展出一種基於訊息共享的「哨兵式團結」。
圖三：陳榮泰以水鼬（左圖）和雪貂（右圖）兩個對比的物種遭遇為案例，說明人與動物之間，「犧牲」與「哨兵式的團結」，兩個不同的關係想像。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另一個啟發榮泰的則是社會學者 Catherine Rémy 的著作 La fin des bêtes（《野獸的終結》） 。這部民族誌研究中 Catherine 透過觀察肉豬屠宰場、老鼠實驗室，以及治療貓犬的動物診所，研究人們是如何終結動物的生命，並藉此探討人跟非人動物之間有時難以維持的邊界。然而，當他打算繼續循線調查異種器官移植時卻碰上閉門羹。Rémy 轉而調研歷史文件，發現異種器官移植實驗存在著一種內在矛盾：動物必須「夠像人類」才能提供人類器官，但一旦這些動物「太像人類」，人類是否還能正當地「使用」牠們，便會產生道德疑慮。
Rémy 指出，異種器官移植的歷史裡，科學家深受兩種不同的本體論影響：一是主張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有著明確界線的「二元論」。這種論點保證動物的身體是可用的；另一個，則是主張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具有連續性的「漸進論」，意即有的物種離人類比較遠，有的物種離人類比較近，當物種與人類愈趨接近，道德兩難便隨之浮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兩個論點此消彼長，卻從未消失。
2010 年前後，在 Rémy 田野之際，歐盟正研議更嚴格的規範，以限制使用非人靈長類進行動物實驗。在這個「漸進論」佔上風的氛圍下，被認為與人類身體高度相似的靈長動物愈發「不可利用」。這也解釋了當時科學家排斥Rémy 觀察的原因。直到某天，實驗室的大門終於向她敞開，科學家同意讓 Rémy 觀察一個將豬腎移植至狒狒身上的實驗，但條件是：他不能只是旁觀，而必須「把手弄髒」，共同參與這個器官移植手術。在這段經歷中，異種器官移植實驗室彷若一座禁地，成為只有「共謀者」才能夠進入的封閉空間。榮泰認為，Rémy 的調查只是將動物「犧牲」問題化：人類究竟基於何種正當性，可以用一個幾乎與人一樣的個體之死，來換取人的生？
在目前有關異種器官移植科學實作裡，似乎尚未看見類同於「哨兵雞」般的另類動物身分存在。循此脈絡，陳榮泰引述歷史哲學家 Vinciane Despret 的哲學與思考；Despret 嘗試用「變形」（metamorphosis）而非「犧牲」去想像基因編輯豬的未來：被植入人類基因的豬、被移植豬器官的人類，是否可能發展出如微生物學家 Lynn Margulis 所言的「內共生體」（endosymbiont）[1]，即一種合成的新的身體？
若進一步發揮人類學對「變形」的討論——如泛靈論的世界中，薩滿有時會透過化身動物的身體，以與之溝通並預測諸如狩獵的結果——倘若我們不以犧牲為前提，而是用「變形」的視角重新想像異種器官實驗，是否能開啟人類與動物關係的另類可能？
圖四：陳榮泰引用歷史哲學家 Vinciane Despret 的「變形」概念，反思異種器官移植。與其將基因編輯豬視為「犧牲」，不如想像一種如「內共生體」般的合成身體；這如同薩滿的化身轉向，透過變形與視角切換，重新開啟人與動物共生的另類可能。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引言的最後，榮泰展示了澳洲藝術家 Patricia Piccinini 2002 年的作品 The Young Family，該作誕生於基因編輯豬剛被視為人類器官潛力供應者的科技背景下。畫面中那隻為了供應人類器官需求而生的基因編輯豬，正溫柔地凝視著剛出生、可能也帶著人類器官的幼豬。陳榮泰藉此向聽眾拋出疑問：在這幅影像中，我們看見的是跨越物種邊界並走到極限的「犧牲」，還是一種人與動物間可能存在的「變形」及溝通機會？
圖五：澳洲藝術家 Patricia Piccinini 在2002年的作品 The Young Family 。這件作品透過半人半豬的生物形體，具象化了異種移植背後的倫理焦慮與生命纏繞，挑戰我們對「自然」與「人造」邊界的既有認知。
◼️圖片來源：“The Young Family – Transgenic Beings by Patricia Piccinini 1” by Amaury Laporte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 2.0
主持人陳冠彰對此回應並分享，在鄒族獵人的實踐中，當獵物垂死之際，獵人會在最後一刻將手摸向牠們，感謝其透過生命的轉換照顧並延續人的生命。而回到關係的思考，這種關係存在一種特殊的禁忌：報導人告訴他，鄒族獵人不能養豬，因為一旦建立家養關係，將再也獵不到豬。這是他在鄒族獵人的實踐中，所感知狩獵與家養的差異。
此外，冠彰也分享另一個案例：受今年（2025年）非洲豬瘟影響，西拉雅族夜祭無法使用實體豬隻作為「犧牲」以感謝阿立母（Alid）[2]，最終只能改由「米糕豬」替代。這讓陳冠彰開始思考：在祭典中，我們所需的究竟是豬的「形體」，還是其「內在」？另外，在與鄒族獵人的對話中，常能聽到「人有時候會變成動物，動物有時候會化為人」的說法，陳冠彰認為，這種「變形」或許正是鄒族獵人生命經驗中，關於物種倫理的核心辯題。
圖六：徐振輔介紹橙頭地鶇。這種在熱帶亞洲廣泛分布的鳥類，因為鳴聲婉轉悅耳，長期以來在東南亞養鳥社群十分受歡迎，透過其被捕捉與飼養的命運，揭示了鳥類如何跨越國界，與人類的審美、貿易及社群生活交織在一起。
莊雅仲：水竹科與濕樂園，都市本體的多重宇宙
壓軸分享的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莊雅仲教授。雅仲老師原先研究聚焦政治人類學及都市人類學，然而在十多年來的田野探索中，他逐漸發覺都市實為一種跨越「文化」與「自然」邊界的存在；若僅以人類社群為中心，已不足以解釋當前劇變的都市發展過程。在專刊收錄的這篇文章〈從矽谷到溪谷：診斷新竹都市溪流症候群〉，除了是他整體研究思考過程的一環，更是他嘗試將都市研究置於「水」的主題之中，作為重新理解都市的一條途徑。
雅仲老師首先梳理其研究脈絡，近年來他以新竹科學園區為核心，關注竹科及其周遭，結合當代都市理論、多物種民族誌及「物的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建構出一套他稱為「竹科的多重宇宙」的都市本體學分析架構。他主張，都市化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擴張或經濟產值的堆疊，更是人類、非人生命及各種物質力量彼此牽連、共構的存在狀態。
我們跟隨雅仲老師的腳步，回望這座「竹科的多重宇宙」之變換：從 1970 年代台灣積體電路計畫的萌芽，到 1990年代新竹逐漸成為「科學城」的代稱——都市因而隨之劇烈擴張，再到 21 世紀，新竹面臨大規模農地及土壤流失，以及濕地與溪流破敗的生態危機。在這段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莊教授追蹤之中的晶片、水、稻米、土壤、神明，和魚、貝、蟹等物件與物種，試圖透過牠（它）們的行動軌跡，描繪出不同的物與物種之間，如何共同構成竹科錯綜複雜的多重宇宙。
圖七：莊雅仲教授介紹台灣科技史的起點。圖中為工研院早期的示範工廠，該廠產出了台灣第一枚晶片。這座晶圓廠的成立，不僅標誌著台灣進入半導體時代，也開啟了科學園區地景在竹科等地，與在地聚落、物質環境交織與重塑的歷史過程。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1970 年代積體電路計畫的啟動，是這場巨變的開端。隨後，在工程師潘文淵主導下，電子錶晶片技術移轉成功，讓當時前衛的晶片製程技術 CMOS 正式落腳台灣。
由「半導體」這個貫穿竹科的生命概念開展，進而追溯晶片的內在力量，是莊雅仲理解竹科的起點。他認為，與其將竹科視為因國家政策推動或企業創新而生，不如將其理解為晶圓廠內部物質力量爆發而成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晶片不只是政策或技術的選擇，更不再僅是冰冷的工業產品，而是一種具有生命力與能動性，能夠具體化且足以重組都市紋理的的物質力量。
此外，雅仲老師也追溯新竹「科學城」如何由技術、政策、資本與生活實踐共同組裝而成。他形容，半導體產業的聚集構成了這座城市的骨架，而眾人的日常勞動與地方記憶則是它的血肉。從日治時期「六燃」的戰爭遺址到竹科的廠房，從舊聚落的消逝到新竹劇烈的都市擴張。這些轉變不只是空間的物理延展，更是歷史層層疊合的過程與結果。
圖八：由1978 年的地圖可以看見新竹只有零星的技術工廠，包括工研院，竹科還沒有形成。在 2018年，城市擴張 40 年之後，已經形成都會區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近年來，雅仲老師開始關注在科學擴張的過程中，那些被排除，卻能夠頑強存在的「另類事件」。在芎林山坡上的食物森林裡，泥土、大樹與盤旋的老鷹，讓他感受到矽世界之外，仍有生命自行組織的秩序；他將這個異質的異托邦世界稱為「有機國」。從自救會的抗爭、農夫的憤起，一直到青農的田園生活，雅仲老師的研究展現有機國其實是一種不馴且具抗爭性的社群力量，有力地挑戰單向度的發展敘事。
圖九：在高度科技化的新竹科學城邊緣，依然保有水利灌溉、育苗與整地插秧等不馴的存在，莊雅仲老師稱之為「有機共和國」。 巧。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圖十：新竹技術治理體系的兩個主要攔水壩，上圖是上坪堰，下圖為隆恩堰。這兩座堰體是新竹跨流域引水機制的關鍵節點，見證了 1980 年代後，水權從農業與公共用途向「國家戰略」工業用水傾斜的過程。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這個體系可以追溯至 1960 年代，原先寶山水庫的初步規劃旨在改善旱田灌溉與公共給水，1980 年後，因應竹科啟用，其被重新定位為工業專用水源。隨著 1985 年寶山水庫完工，2006 年寶二水庫啟用，整個頭前溪流域結構被徹底翻轉，形成一套跨流域引水機制和新的「水流複合體」（water assemblage）。上坪堰以上的水源經過水圳和專管導向水庫，支應竹科使用，最後化為廢水流向客雅溪及大海。
這個聯合運用機制是建立在一套以水文學與工程計算為基礎的理性模型之上，將自然流域轉化為可控的技術裝置。竹科獲得用水權的歷史，揭露另一層政治經濟議題：原屬法定的公共與灌溉優先水權，在 1980 年代被重新分配給工業部門，儘管《水利法》明定家用跟公共給水為最高位階，但竹科憑藉其「國家戰略地位」獲得了制度上的「例外權」，直接導致枯水期農工搶水的結構性衝突。這段歷程不僅反映供水分配的不平等，也暴露出台灣長期忽視水「作為基本人權」與「水作為工業商品」之間的本質差異矛盾。
在田野調查中，雅仲老師不僅看見水流源源不絕地匯入晶圓廠，也看見優先保證工業用水政策下，被迫乾涸的的農田；水庫邊的居民，也因禁建或保育法規失去土地。在此過程中，每一條供水管線都彰顯出權力如何滲透進水的自然流動，並隱身於技術設施之後。水，因此弔詭地成為了權力的「不在場證明」。
圖十一：寶山水庫旁原先種植許多綠竹筍園，卻因水庫建造及後來的運用，造成原來農業用地受到相當大的限縮。對居民而言，這些竹筍不僅是食物，更見證了地方土地如何在技術治理的擴張下，逐漸失去其原有的農業主體性。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另一方面，竹科的廢水排放問題，則讓客雅溪與香山濕地飽受汙染。重金屬滲入底泥，令河口色澤異變，導致魚貝蟹死亡，沿岸溪流普遍出現銅、鋅等重金屬累積。變化最為劇烈的客雅溪，則從原先能夠玩水抓魚的清澈自然溪流，在 1990 年代之後，淪為竹科污水的主要排放溪流，因而逐漸被水泥化為又濁又臭的排水渠。
2000年，竹科排放的惡臭觸發強烈的地方抗爭，客雅溪因此成為都市邊界治理及環境爭議最鮮明的現場，這段由山谷到河口的水之旅，揭示出跨流域的權力體制，農業讓位給工業，溪流成為排水道。這使得「水竹科」不僅是基礎建設，更是倫理與正義的測試場域。
雅仲老師試圖從水竹科的邊界出發，追隨那些被分流排放的水，來到溪流的盡頭與海的開端。他沿著上坪溪而下，從壩腳到放流口，一路行至香山，探索溼地的潮間帶。他將這個不同水體所涵養的世界稱為「濕樂園」——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卻仍然頑強孕育著眾多生命的空間。此外，他也透過觀察生物學者曾晴賢與「乾淨水聯盟」的行動，學習理解怎樣從「魚的視角」看世界，模擬水下流動的聲音與觸感，重新拾回那份「多於人」的知覺。
分享最後，投影幕映出濕地、稻田與彩虹，雅仲老師以詩意的敘述作結：隨著東北季風會來到香山濕地，沙痕見證了潮汐的日復一日，招潮蟹在洞口揮螯，記錄著生命的「永恆迴歸」。儘管過往「綠牡蠣事件」[3]留下的創傷仍在，潮間帶的生命依然頑強。雅仲老師提到，朝山社區耆老們在談話中，仍樂觀相信生命終將復返歸來；經過二十年的復育，香山濕地的物種與海水組成，也正於變遷之中不斷重構。
圖十二：香山濕地潮間帶的沙痕與生命復返。潮汐紋理見證了「永恆迴歸」，莊雅仲教授以此隱喻竹科並非單一科技實體，而是由矽、水文與多物種交織的「多重宇宙」。這些沉默的生命讓乾冷的技術治理變得「濕潤」，在重組都市的過程中，尋找人與非人共存的書寫方式。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這些非人行動者以各自的的姿態，訴說都市的另一種存有模式，使得原先乾冷的都市本體學變得「濕潤」。回到最初的問題：竹科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存在？對雅仲老師而言，竹科世界並非單一實體，亦不僅是全球地緣政治下的產物，而是一個包含復返的農人、矽與島的競合、機械振動、水文流動、神明靈力及土壤粗細的「多重宇宙」，都市在此成為物質與精神的集合體。
雅仲老師強調，真正挑戰極限的力量，除了晶圓廠的製程技術，也來自於稻米、秧苗、鯝魚、招潮蟹等看似沉默的生命。牠（它）們以自身行動持續重組都市，嘗試尋找一種讓「人與非人」、「自然與文化」得以互相纏繞、共存共在的書寫方式。
問題與回應：重思多物種研究的在地可能性
活動的尾聲進入問答環節，有聽眾詢問：有關專刊導論中提到「與科學的同盟關係」，想進一步知道科學界是如何回應多物種的討論？
黃瀚嶢回應並指出，在生態學領域中，「生物多樣性」原先便是相當主流的討論方式，然而傳統上多聚焦於「人以外」的範疇，較少關注其如何與人類生產活動交織。透過這個問題，黃瀚嶢收束專刊文章的核心：大肚台地的趣味在於展現了許多「滲透」的可能性。無論是在乾旱地區生產甘蔗，或是劃設科學園區，產業如何與在地生活彼此交織、相互滲透，都開啟了豐富的想像與對話空間。
呼應雅仲老師「竹科水」的討論，在大肚台地周遭科學園區的生態池中，常能發現物種移居的身影。黃瀚嶢認為，在產業邊陲地帶，可能意外地與其他棲地串連出一個保育體系。倘若這個體系受到重視，便可能成為園區「落地」並與在地生活銜接的關鍵基礎設施。就如同他在分享中提到的「家屋旁的水池」，這類看似邊陲的裝置，可能有非常多有趣的概念在其中流轉、發生。
圖十三：黃瀚嶢認為大肚台地傳統「家屋旁的水池」，亦可與台地上園區的生態池水參照對話，這些邊陲裝置可能串連出意外的保育體系。若能重視此基礎設施，將成為產業園區真正「落地」並與在地生活、棲地銜接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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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輔坦言，就現狀而言，自然科學家未必認為「多物種研究」思潮是首要議題。儘管在當代諸多情境中，特別是當談論保育政策時，人和社會的面向已然不容忽視。而即便多物種研究興起於人文社會領域，卻經常需要與自然科學家結盟，試圖在長期分工壁壘的學科傳統間尋找銜接點。跨領域的合作因此格外重要，也為研究帶來更多相互啟發的可能性。
陳冠彰強調，就像導論中所提及，當人文社會研究跨足自然科學時，我們便需要不斷包容和對話，從中學習如何合作，以抓取學科間的縫隙，並重新書寫和填補。順著聽眾的提問，陳冠彰轉向追問陳榮泰：研究中如何與自然科學研究者合作？合作過程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針對合作細節，榮泰認為，多物種研究的問題並非田野裡碰到的科學家「他們」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問題，科學家不感興趣是很自然的事。在面對不同領域的自然科學家時，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反應和結果。比如在榮泰的田野中，動物福利科學家的思考和提問，便與多物種議題多所呼應。而在多物種民族誌研究過程中，他認為有兩個討論層次，一是田野與互動，二則是當我們無法繼續跟隨領路人時，報告該怎麼書寫？又該如何加入自己的意識「翻譯」？
陳榮泰分享其在法國學術社群的理解，當地的多物種民族誌主要啟發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西（Félix Guattari）的「根莖」（rhizome）[4]概念：藉由異質網絡世界對抗霸權式的單一秩序。而另一種較常被討論的本體論轉向，則受到法國人類學家 Philippe Descola 的影響。承繼傅柯（Michel Foucault ）和李維史陀 （Levi-Strauss）的論述脈絡，Descola 關心關係的模式會在特定情境中忽然轉向，這也是他在分享裡不斷提到「多義性模糊圖像」（Ambiguous figure） 的原因。在田野跟隨完這些報導者之後，我們有沒有辦法在後續的報告中抓到或想像，那些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在某些情境中突然轉化的時刻？
針對陳冠彰有關鄒族獵人不養豬、西拉雅族夜祭以米糕豬替代的分享，陳榮泰補充 Descola 這幾年所提出的觀點：「犧牲」可能含有一種「作弊」面向。
透過「全然狩獵」和「結合狩獵與家養」的泛靈論社會觀察， Descola 發現，在泛靈論的世界中，獵人狩獵其實非常危險——因為獵物本身也會獵人。若雙方未能達成良好溝通，獵物的主人甚至可能反過來將人的靈魂獵走。在這種危險的對等交換關係中， Descola 提出一個大膽的想像：人類之所以開始飼養動物，是否是為了應付「返還生命」的需求？當你獵捕了野性動物，而神靈要求返還時，你便以「家養動物」獻祭，藉此作為替代品交換。這些家養動物的內在必須與人類足夠相似，但在位階上卻被視為「低階」，如此才具備替身的作用。沿此思路推論，或許並非因為我們開始家養動物才演化出犧牲儀式，相反地，而是因為有了這種「作弊」的需求，家養的情況才隨之出現。
陳冠彰回應，在進行多物種研究的過程中，他認為最困難卻必要的，莫過於如何與科學家合作。作為藝術背景出身，跨足土壤與水利工程等領域的研究者，他經常需要學習如何聽懂並「轉譯」不同學科及領路者的聲音。此外，多物種研究也鼓勵他擁有在當代困境中「面對不確定答案」的勇氣。他坦言，在嘗試多物種研究的過程中，有時會感到異常脆弱，因為方法論往往無法預設，必須在行動過程中才能慢慢摸索、顯現出來。
雅仲老師則援引拉圖有關本體分析與跨物種的討論，回應科學與人文研究者的同盟關係，以及聽眾的第二個問題： 當我們以生態方式思考時，目前引用的理論和文獻是否仍偏重西方的新物質或後人類理論？在本土的研究裡，有什麼新的理論發展和可能？
雅仲老師提到，拉圖認為具有相關意識的人，應該承擔起「外交」、「連結」的工作。在雅仲老師的經驗中，與自然科學家合作，有時甚至遠比堅守傳統知識界線的人文社會研究者更順暢。其原因在於，當你的研究面對著具實踐性質的「遭遇」時，無論身處何種學術社群之中，只要研究者有意識地正視跨越的問題，便可能銜接不同領域的討論。
比如在雅仲老師有關「水竹科」的研究中，許多關於魚的感知、人與魚之間如何遭遇等問題，便是在與不同生物學家的交流中激盪而來。雖然無法否認各領域皆有其既成的學科典範，且這些典範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跨學科之間的越界，但在許多新興的研究中，已能漸漸看見跨越的可能性。拉圖提醒我們應保持開放態度，如同外交官在多邊的權力機制中運轉，藉此改變既定的知識生產體系。
至於「台灣本土理論」的可能，雅仲老師認為，儘管我們對於本體論與跨物種的反思多源自西方，但如何建立屬於台灣自身的知識生產體系依然值得期待。例如專刊中，倪杰（Jeffrey Nicolaisen）的〈法鼓山神樹與褐根病菌的交手——超越病情界線與傳統配代分野的實踐〉一文，即是由法鼓山的佛學視角反思跨物種議題；而雅仲老師在自身研究中也加入禪學思考，這些研究都提供了相異於歐美主流知識生產方式的另類視角。隨著人類學「讓物引路」（following the thing）[5]的思潮，台灣知識體系裡那些根植於在地的宗教、文化與原住民知識的「寶藏」，也因此獲得更多被重新串連、跨越與轉化的可能性。
冠彰接著回應，他近期反覆閱讀法國哲學家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 的《生之奧義》（Manières d'être vivant）， 該書同樣是從拉圖提出的「萬物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6]展開思考。透過協助物或物種進行代言，進一步提出，我們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物或物質的外交官」？這位外交官必須在多重領域間尋求對話的可能。倘若我們僅從單一角度代言，便容易再次陷入另一種物種主義或物質主義的思考窠臼。
最後一個提問，有聽眾好奇：對於黃瀚嶢所討論的在「看似消失在時間裡，卻能在特定空間中被重新編織與串連」的敘事，在地人的看法為何？
瀚嶢回應，他觀察到大肚台地周遭有非常多群體正進行跨領域的努力：有的是文史跨足生態，有的從考古轉向文化復振，有的則在生產中關注保育，這些行動都隱隱貼合台中市政府提出的「大肚山綠帶藍圖」。然而瀚嶢認為，這些實踐多是由下而上，慢慢自發聯盟而成；他希望能以一個報導者的角度，將這些分散的觀點好好梳理、編織並展現出來。
兩個多小時的新書分享，在豐富的知識含量、田野經驗和多物種思考的交織對話中漸漸步入尾聲，並在線上會議聊天室一片好評中圓滿落幕。冠彰預告，《ACT：多物種專刊》將在台灣各地展開更多實體的交流與分享，誠摯邀請感興趣的讀者們持續關注本中心網站，期待未來與大家一同探尋多物種研究的無限可能。
1.內共生體（Endosymbiont） 由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主張複雜生命起源於物種間的相互進入與長期共生，而非單純競爭。在此語境下，被用來想像基因編輯豬與人類器官移植後，兩者物理性地嵌合、共同構成一個「合成的新身體」。
2 阿立母（Alid） 為台灣西拉雅族（Siraya）傳統信仰中的神靈。不立像，而是以壺、甕、缸等器皿盛裝清水的祭祀。在傳統祭儀（如夜祭）中，豬隻是祭祀阿立祖時極為重要的「犧牲」供品，象徵與神靈間的溝通與契約。
3「綠牡蠣事件」 指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新竹香山濕地因受鄰近工業區排放重金屬（如銅、鋅）污染，導致當地養殖的牡蠣大量出現「綠牡蠣」現象。此事件不僅重創地方養殖產業，更揭露了科學園區早期擴張過程中，工業廢水對河口生態與人體健康造成的深遠創傷，成為台灣環境運動史上的重要轉折。
4 根莖（Rhizome） 由德勒茲與瓜達里提出。不同於垂直階層的「樹狀」結構，根莖是水平、非中心、不斷分岔連結的網絡。在多物種研究中，用以形容生物、技術與社會之間錯綜複雜且無位階之分的關聯。
5 讓物引路（Following the thing） 當代人類學研究方法，主張研究者不應預設框架，而是透過追蹤物件（如晶片、水、病菌）的流動、轉化與關聯，來勾勒出背後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本體世界。
6 萬物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 拉圖（Bruno Latour）提出的核心概念，主張打破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邀請非人（如病毒、森林、水、技術）進入公共對話的殿堂，賦予其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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