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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視野下的貧窮電影」演講側記

2019-06-11

「全球南方視野下的貧窮電影」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側記

延光錫

　　2019年5月29日，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林松輝教授，以「全球南方視野下的貧窮電影」為主題進行演講活動。如同演講宣傳資料的內容，本演講旨在繪出二十一世紀對於貧窮與電影的不同實踐和概念化的圖像，並指出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和數位科技的時代，貧窮與電影的關係必須重構。
　　而演講從如下問題當作切入點：電影此媒介如何增進我們對貧窮的認知？電影如何再現窮人以及問題化貧窮的議題？如何動用電影以提高對經濟不平等的意識，並作為對抗新自由主義以爭取社會正義的工具？數位時代電影製作與觀影的民主化，又可能為電影和貧窮的關係帶來什麼改變？
林教授為了回應這些問題而初步探討相關理論背景或案例，例如貧窮劇場（poor theatre）、貧窮電影（cinema povera）、貧窮意象（poor image）和貧窮理論（poor theory），而後為了「朝向貧窮電影（Towards a Poor cinema）」，初步介紹在全球南方視界下相關歷史案例和當下實踐。而且此研究計劃也採取「多中心」取向和「作為方法的貧窮」而呈現方法論上的革新企圖。最後此研究涵蓋對於「貧窮」、「電影」和「全球南方」的嶄新視角，來試圖展望貧窮電影的收益、動員方式、生產方式和表現樣貌等面向。
　　雖然林教授的發表涵蓋了極為豐富和多樣的理論框架和實際案例，不過發表內容基本上不超乎關於問題意識和研究計劃的介紹，而沒有提及到對於研究對象的分析狀況或成果。因此發表內容在學術或理論實踐上能有什麼樣的具體內涵，似乎等到研究成果得以具體化以後才可以討論。即便如此，這次林教授的發表也能夠刺激關於一些理論性問題的思考。以下我想要針對「全球南方」的「貧窮」問題進一步討論。而且，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林教授發表內容中的某種內部緊張，即「全球化」認識與「多中心」取向之緊張。
　　我想從「全球南方」的視角之歷史脈絡和現實中內涵談起。歷史的回顧相關概念或範疇的脈絡，我們首先可以找到由不結盟運動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和世界體系分析下的「（半）邊陲」地區。雖然，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連續性的問題意識，不過「中心／邊陲」框架仍然以中心為標準而自上而下設定邊陲的特殊性，結果仍然把第三世界加以他者化和對象化，結果無法擺脫西方普遍主義的枷鎖，因此只能提供對於第三世界認識上的部分解釋工具。而「全球南方」則進一步反映了所謂被動的「後冷戰」狀況，也就是說，冷戰的二元對立認識架構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和解體被視為另一波全球化的起點（《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1992）、《世界是平的》（2005）等為代表）。不過「後冷戰」全球化論述也延續了冷戰二元認識架構，即以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為代表的歐洲中心主義認識架構，因此無法找到推動後冷戰轉型的客觀動力，只能從歐洲內部尋找原因而最後達到「歷史的終結」這一結論。雖然此演講沒有仔細討論「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歷史脈絡，不過如果站在反思性的再歷史化立場，我們就需要警惕「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範疇背後的另一種普遍主義的陷阱。
　　所以，如果「全球南方」的取向以「全球化」為前提，那麼衍生的「全球南方」的「貧窮」問題也很可能反映全球化認識本身隱含的局限。首先，我們反思歷史，就發現二戰之後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認識方式是「現代化的不足」成為「貧窮」或「落後」的原因。不過，從第三世界的立場來看，所謂「第三世界」的貧窮與其對立面第一世界的「富裕」或「進步」擁有同樣的原因，即帝國主義。換句話說，造成第三世界貧窮的原因不是「現代化不足」而是第一世界的「現代化本身」。
　　不過，「全球南方」的「貧窮」取向基本上反思過去「現代化不足」邏輯的問題，因為西方社會也遭遇「新自由主義」而體現了「現代化」和「發展主義」的不可能性。但是，因為對後冷戰轉型的封閉性認識帶來了所謂全球化論述，所以如此「全球南方」的「貧窮」論述容易被視為一個社會（即第一世界為標準的現代化社會）的貧窮之全球化版本。因此，造成第三世界的「貧窮」之歷史原因，即帝國主義和冷戰體制等問題以及它的當下持續性影響力在如此普遍主義的演繹過程中，容易被忽略。所以全球南方的歐洲中心主義單一現代性如何轉換成多元現代性，勢必繼續成為討論的對象，也是林教授發表中所採取的「多中心取向」如何落實的問題。
　　最後，發表中提到的「作為方法的貧窮」似乎可以進一步發展。如果「作為方法的ｘｘ」不只是理論修辭，而是在認識論的革新脈絡被提出來，那麼「作為方法的貧窮」首先要反思過往我們熟悉的「目的化（對象化／他者化）的貧窮」。如果「貧窮」成為「方法」，那麼過去將「貧窮」加以目的化的社會（科學）發生什麼樣的理論性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