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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階級分析的回歸演講側記

2019-07-12

新工人—階級分析的回歸演講側記

陳炯志(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潘毅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類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勞工、移民、性別、社會主義歷史等研究。著有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任焰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牛穎譯）等多本中英文著作。

在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似乎是強大的，但從底層、從工人的角度，這個國家早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工人與資本的關係背後，是國家在為資本開路。階級分析提供了如何重新正視中國社會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的歷史發展並未那麼特殊，存在中國與英國工人階級的共性其實是多於差異。中國在冷戰後放棄自身的社會主義，擁抱資本主義大家庭。這過程中，以一個潘毅不斷提到的概念，半無產階級化。指的是兩億八千萬的農民工，這種工人與農民的結合並沒有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轉換過去。反而因為父母都必須離開農村而產生了許多留守兒童，或是在較有資源的家庭中的流動兒童的問題。資本透過國家的法律條文，不需要供給農民工作為一個完整的工人。從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兩個關鍵構成要素：資本與工人。而中國大陸是從社會主義走出來的，需要重新建立社會關係，才能使資本與工人在改革開放下被製造出來。包括農村集體解散，人進入私有體制。

這些半無產階級狀態的工人，是否有能力從自在走向自為？而階級分析如何提供工人力量的基礎？在許多理論中，工人都被視為是脆弱易受傷，缺乏團結的基礎。危機不一定是讓人脆弱，正是危機，讓人重新走再一起。在工人之間，甚麼樣的危機讓人重新組織在一起？會合作的原因非因為工人階級較高尚，而是因為當資源被減少時，越需要合作。因此從階級分析出發，重新尋找力量的可能性。同時，階級分析也有助於避免以種族過分簡化了分析，你要批判的對象不是中國人，而是那些握有資本的資本家。

另外，在許多運動中看到新技術造成新的連結的可能性。例如在佳士事件之後，即使許多人被抓，也無法全全消除網絡的連結。但技術不是決定階級意識出現的原因，關鍵是所處社會的階級矛盾，改變社會的動力與社會基礎夠不夠。不過新媒體仍是重要的，並且也可以看到在中共當局高壓的打壓之下，新媒體並未消失。許多時候(極權打壓)的恐懼是知識分子自己想像的，因為他沒出去過抗爭現場的想像。那樣的逮捕、打壓的想像並非那麼頻繁地出現。

在分析佳士事件的動力時，潘毅認為，是工人意識到要解決經濟訴求，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學生的角色是後來加入的。工人是毛派，因為毛的語言比馬的語言容易理解，他們與學生之間是相互影響，所以並沒有所謂學生進去帶領的問題。有些學生來自農村，他們並非從學術出發，而是從現實出發去搜尋真理。那麼為何今天中國會冒出這樣一批學生？他們更多的是自我定位在五四知識分子，所以他們進到工業區去。而出現這一批學生的社會基礎是這40年改革開放所留下來的問題。雖然他們被抓，但從社會變革的角度不見得是壞事，他們在自我磨練。在台灣，對於中共的否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大陸不是，他們思想的活躍度是在尋找民主，企圖解決經過三十年官僚化的問題。而這些學生跟港台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們會從歷史經驗學習，但我們很快就否定掉，認為這會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