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群眾路線」或「邁向他者的歷史本體論」：《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新書座談會

2020-06-29

陳克倫
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2020年4月29日，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照田進行《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新書座談會。中心安排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王智明副研究員與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林淑芬教授先就這本著作提出回應。

王智明以賀照田觀照中國現當代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對王智明來說，歷史與當下的互動關係是賀照田的核心問題。在此其中，某些關鍵的轉折揭示某種賀照田所言的「精神機制」。或也可以說，某種觀念轉折的思想史書寫：思潮與文化的變革，又或一場革舊圖新與其效應。如何「革」?何以「新」? 王智明關注賀照田所言「病藥相發」。問題在於，革舊之時，下藥太重；圖新之刻，錯藥病發。

然而，賀照田如此直切的譬喻，正說明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經兩次革命的舊與新以及病與藥。孫文的國民革命以及往後社會主義革命到1949年的中共建國，其間對於不同時期的新與舊或藥與病，究竟促發的什麼樣的現實社會反應?又造成什麼樣的後續效果?賀照田不僅是從社會史檔案著手，也進行體制分析，更透過文學作品，來談精神史的轉折。

賀照田試圖進入所謂「中國崛起」的縱深，探究其在20世紀奮起革命的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與精神史。不過，這當中，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新時期似乎是最具問題性的轉折。

如同王智明的觀察，某種後文革式的總結，清楚地劃分的啟蒙與反啟蒙，或是，革命與反革命，從而缺乏的辯證性與批評性的否定，宣揚各種撥亂反正的否定。換言之，二元化且絕對化的正確逐步被確認。具有辯證性且有機的革命性運動正在消散。

王智明認為，在此過程中，似乎正如賀照田所說，具有革命性的「群眾路線」正在走失。然而，從海峽對岸的另一個角度來看，走過70到80年代黨外風潮，乃至於90年代所謂民主轉型的臺灣，王智明似乎要指出，一則，在中國，社會主義群眾路線的走失；另一則，臺灣民主運動至今的群眾，兩者之間如何彼此認識? 誰是群眾?什麼是「群眾路線」?如何革命?怎樣民主?

類似的問題在林淑芬的回應中，提出了另一個面向。

林淑芬認為，「病藥相發」的譬喻或是一種意識型態批判的再批判。換言之，群眾主體的反身性存在著自我矛盾與批判的歷史性過程。同時，群眾內部的矛盾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也存在尖銳的鬥爭。如此成套堆疊的複雜性，對林淑芬來說，所謂「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是難以思考的問題：個體的特殊性、現實區分的存在、分眾的後續等等。對林淑芬來說，或許「個人如何理解他人」是根本且革命性的問題。因為，倘若缺失了人與人之間理解的複雜過程，又要如何理解「群眾」不是某個外在強制下的組織呢?誠然，林淑芬更為微觀地關切革命、民主，乃至於所謂群眾路線中，個體生命的處境。

王智明試圖以不同位置下，面對歷史轉折，提出認識論問題；林淑芬則提出個體所在的存在論問題。相對來看，後者或許更為突出了個體差異性與所謂「群眾路線」之間的扞格，令人容易陷入「從群」與「唯我」的二元對立。事實上，當賀照田在回應林淑芬問題時，也顯露出類似的陷落的引力。不過，倘若我們將王智明強調歷史縱深的時間拉力以及林淑芬觀照個體實存的空間聚力，看作各種動力拉扯立體時空，或許能更貼近賀照田試圖探索現當代過程中，中國革命裏，思想觸發、精神動力與社會現實的「群眾」力量。

在回應評論人的環節中，賀照田指出，在表面上，無論是具有選舉制度的社會、正在轉型為選舉的社會、沒有選舉的獨斷社會、右派的統治，或左派的革命，他所談的「群眾路線」都會發揮作用。甚或，在一定程度上，「群眾路線」都會讓上述五種狀況產生質變。換言之，對賀照田來說，中國革命與其後革命效應，更重要的是去探討「群眾路線」在思想、精神、社會與文化上產生的積極作用。從而，賀照田要提出的思路，不在於「群眾路線」的結果，而是「群眾路線」的動態。

在這場座談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群眾路線」在歷史上曾發生過事件性變革的革命性作用，也在個人當中，緩慢地產生當下與世代之改變作用。也許問題不在於辨識誰才是群眾，而是總是要保持著：「誰」在哪兒?「群眾」在哪兒?或許這是賀照田的「邁向他者的歷史本體論」，分析每一個這樣的時刻：挪動我的所在，走向他者的實踐。

此實踐運動本身，也許就是「群眾路線」吧!如像魯迅所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