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 自動化的悖論：生成式人工智慧與南韓及台灣創意工作的重構
2026-05-15
主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CCS)、國立韓國首爾科技大學後未來研究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日期：2026年4月15日（三）13：30~15：30
主持人：劉紀蕙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主講人：李光錫教授（國立韓國首爾科技大學後未來研究所）
與談人：曾福全秘書長（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金相珉客員敎授（延世大學）、邱羽凡副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撰文：林冠良（政治大學法研所勞動法與社會法學研究生）、蔣佩芸（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四年級）
本次活動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科技法律學院與國立韓國首爾科技大學後未來研究所，共同合作辦理的講座，由劉紀蕙教授開幕與主持，為台韓兩國的學術研究合作交流開啟序幕。
李光錫教授：超越「錯失恐懼症」(FoMO)，建立勞動者在AI運用的主體性與主動性
主講人李光錫教授於2025年間訪問台灣，對於台灣創意工作者運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狀況進行了詳實的在地訪查，研究期間與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等工作密切合作，並將階段性研究成果發表於2025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同時於ICCS於2025年3月18日的講座「人工智慧與勞動關係之交錯：技術生態學視角與韓國最新發展 」中分享韓國的狀況。
本次講座則融合了兩國的比較研究，李教授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影響根本不是普遍預測的大規模失業，而是對於創意勞動脆弱性的加劇。台灣與韓國社會均深受科技樂觀主義影響，深深信賴人工智慧對於經濟復興與產業發展的正面效應。這股技術野心伴隨著對AI內在社會影響與風險的普遍漠視，觸發社會各階層倉促且缺乏反思的AI政策，共同催生出一股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成長熱潮，整個社會陷入強烈「科技強迫症」的困境，深怕在全球的AI競賽中落後或錯失主導市場的關鍵時機，催生出「錯失恐懼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現象。
這種制度也層層傳導至個別創作者——無論是企業中受僱者，抑或仰賴不穩定外包合約的獨立藝術家，FoMO加劇了就業不安全感，提升心理壓力，最終威脅到就業的穩定性。李教授進一步指出，透過針對韓國與台灣的研究，證實生成式AI催生出多方面的勞動危機：創作者作品遭榨取式商品化用於訓練（初級異化）；創意勞動過程被「任務化」而侵蝕工作者自主性（次級異化）；以及「勞作剝削」現象的浮現，從而加劇藝術工作的脆弱性。為突破AI自動化時代的文化勞動不穩定性，亟需建立涵蓋個人抗爭、制度改革與跨領域團結的多層級戰略框架。以2023年美國編劇工會罷工為關鍵先例，韓國與台灣的創意社群應動員集體議價能力，要求AI整合須取得明確的同意，並抵制損害勞動權益的自動化流程。
曾福全秘書長：跨越國界的勞動—AI重構創意工作的隱形代價
與談人曾秘書長從工會視角回應生成式AI對創作者工作結構、職業定位與日常壓力的改變，並揭示東亞創意勞動的共同困境。他指出，生成式 AI 帶來的衝擊，不僅止於技術層面的勞動力取代，而是透過資料提取、工作碎片化、後置負擔增加與認知去技術化機制，重構既有的創意工作流程，進一步造成隱形勞動、創意異化，以及逐漸形成對工作者主體性的壓迫與危機。
其中，秘書長特別提到Workslop（AI廢料）現象。AI工具表面看似提升工作效率，實際卻將大量修正、重做、比對、判斷與風險承擔重新轉嫁給創作者。創作者須反覆調整提示詞、篩選與修正圖像內容，並自行承擔侵權風險的辨識與排除工作。這些「清理AI廢料」的勞動往往難以清楚計價，是否計入工時與報酬也常引發爭議。同時，客戶對「一鍵完成」的期待，更使創作者承受更高的修正壓力與品質風險，創作者逐漸被推向提示詞操作、風格校正與AI廢料清理等角色。
曾秘書長強調，不同創意領域雖受AI衝擊程度不一，卻普遍面臨流程改變、專業貶值與效率導向的結構性壓力。就目前台灣文化藝術領域而言，生成式AI規範框架，多停留在行政揭露義務、補助與參賽限制，實質勞動保障仍然不足。因此，他主張應推動更具體的制度設計，包括在契約中揭露AI使用風險、禁止將AI使用量納入KPI等，並透過工會串聯兩地創作者經驗，建立跨國集體防線，並重新思考在AI浪潮下，創作者如何維持自身的創作主體性與原發動能。
金相珉教授（Prof. Sangmin Kim）：當創作成爲AI養分—生成式AI時代的創意勞動困境
與談人金相珉教授首先肯定李光錫教授之觀點，採用生成式 AI 使創意工作者面臨雙重的「異化」，一是作品未經同意被用作 AI 訓練資料，威脅作者身份認同並造成被剝奪感；二是 AI 取代創作中反覆思考、修改與精煉的過程，導致能力退化與去技能化，此多發生於就業不穩定的零工工作者。金教授指出，不同勞動位置會影響對 AI 的態度，資深專業人士可能抵制，零工則可能因生存壓力而擁抱 AI，卻加速自身工作消失。
金教授其次回應李教授的研究發現，台灣受訪者對工作被取代與 AI 發展的恐懼程度均高於韓國。金教授認為，台灣與韓國同樣具有發展型國家的背景，例如國家主導的工業發展、快速的技術採用與體制調整等，因此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許不能單純從國家發展模式加以解釋，而可能與不同的「勞動文化」有關。金教授提醒，FoMO 原本屬於個人心理層次的概念，若要將其延伸至組織或國家層次，仍須進一步說明其如何從個人焦慮轉化為組織決策或國家政策方向，否則可能產生概念過度擴張的問題。
金教授指出，個別工作為對抗AI帶來的問題，集體行動與法律動員可能更具制度潛力。然而，由於韓國與台灣的工會基礎相對薄弱，創意工作者仍須進一步思考，在缺乏強大工會組織與談判籌碼的情況下，如何形成有效團結—例如組織什台合作社，以數位時代創造出公平的工作環境。
邱羽凡副教授：應建構以「人」為本的AI職場政策，而「員工」是最重要的人！
與談人邱羽凡副教授指出，臺灣與韓國在 AI 政策上，往往過度強調 AI 作為經濟發展命脈的重要性，進而形成一種正面看待 AI 影響的「技術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在這種思維下，演算法偏見、勞動力替代、心理壓力與隱私權侵害等問題，容易被視為技術發展過程中的次要問題，而未能被充分正視。 然而，AI 導入職場後，勞工表面上似乎是運用 AI 提升效率，實際上卻可能逐漸喪失對工作流程、判斷標準與勞動成果的控制，進而使其主體性受到侵蝕，並在 AI 協作的名義下陷入「異化」（alienation）。因此，在高舉「以人為本」的 AI 治理政策中，真正應被置於核心位置的行動者應是「員工」，而非將員工視為配合 AI、服務企業與消費者的工具。 在此脈絡下，AI 治理不應只關注技術創新與產業競爭力，更應重視勞工知情、參與及異議的制度空間，並進一步凸顯工會參與在數位治理中的重要性。面對 AI 對勞動關係的深層影響，應拋棄單純的「技術樂觀主義」思維，改以更謹慎且具批判性的態度加以檢視，才能真正建構兼顧效率與尊嚴勞動的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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