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第九屆日臺亞洲未來論壇—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側記

2019-07-23

第九屆日臺亞洲未來論壇—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側記

紀錄：陳乃蒨(交大外文所碩士生)

日期：2019年5月31日(五)
時間：早上08：30 至下午05：4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中心國際會議廳

本次第九屆日臺亞洲未來論壇是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教授籌辦，並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交通大學暨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及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等共同主辦。以「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為主題，假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會議中三場發表，第一場以「帝國日本的政治思想、經濟制度、社會風俗三個層面與殖民地臺灣的關聯」為主，揭示會議主要內容；第二場跨領域關照「帝國日本時期的新聞媒體論述、歷史習俗、左翼文學」等文化文學範疇」；第三場則聚焦於殖民地朝鮮半島的「朝鮮儒學及其與近代和當代政治之關聯」作結今次研討會。透過發表人們紮實精彩的論文與評論人之間的交流對話，向在場各先進學者與學生們，展示了近期關於近代東亞歷史中的帝國和殖民地等研究情況。現場除了主持人、發表人及與談人等之外，仍有臺灣大學日文系田世民副教授、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課程修畢許婷婷老師、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業郭馳洋老師、以及文藻外語大學謝惠貞助理教授等四位擔任中日文口譯。全場近兩百人次參與，此次學術盛會，圓滿成功。

開幕致詞

開幕致詞時，藍弘岳教授申明此次研討會的目的，在於從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思想史視野，乃至全球史之視野來理解與重新認識臺灣史的問題。其創新之處正是能帶入多元視角、盡可能更宏觀地全面觀看臺灣史。儘管這種研究視角，乃是從日本帝國史的觀點來理解臺灣史，然而重要的是，臺灣作為曾經的帝國殖民地，不論是在政治、經濟乃至各種社會層面仍保留了許多帝國遺緒。因此，我們不僅要站在臺灣的角度來理解臺灣史，也應該試著從其他方面來理解、爬梳殖民地時代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此次研討會的問題意識，並不僅限於日本帝國史，更納入了全球史的研究視野。如同本次基調演講者——山室信一教授所提倡的「空間思想學」，可以從四個層次來理解空間的形構，分別是：1. 全球；2.地域（例如亞洲）；3.國家（像是日本）；4. 地方。嘗試從空間立體的角度來建構、理解思想問題，而不僅僅是從平面文字來汲取新知。最後就研究領域來說，本次研討會除了探討思想史問題，同時也觸及了歷史與文學之研究。以跨國境和跨領域的視角來思考歷史脈絡的態度，正是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劉紀蕙教授的關懷核心，同時也是中研院人社中心的研究員、其他與會學者們，一致認同與共享的問題意識。

基調演講：日本帝國形成過程中的學知與心性山室信一

本次論壇的基調演講，由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教授主持，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山室信一主講，演講題目：〈日本帝國形成過程中的學知與心性〉。
山室教授點出本次論壇的核心命題：「近代日本是如何吸收、轉譯西洋知識，並在建立起帝國日本時，將這些知識實際應用到各殖民地上?」他提出緊扣主題的兩大概念：「學知」與「心性」。「學知」意指從近代西洋所學的各種知識技術統括起來、加以吸收轉化，並以一種特殊知識形態加以揭示出來的概念；其本身帶有正當化、合法化國家統治經營的目的。「心性」原譯自英文的「mentality」，在此化簡為與「學知」相對的概念，用以指涉與口述文藝、民俗傳說等相關的「心理習慣」；或是泛指社會大眾在某個特定時期所普遍抱持的「集體心理」。接下來進一步討論帝國日本在形成過程中的「學知」是甚麼？即是了解殖民地的一切狀況，包括：地理空間是如何構成？存在何種資源事物可供利用？當地農產品及礦產為何又坐落在哪裡等一切學識和技術；而國民心中的抽象「心性」，則是透過書寫、論述、口傳文藝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山室教授舉出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說、「國姓爺鄭成功」的故事以及「吳鳳傳說」的例子，以揭示當時日本國民對於殖民地正當統治的心性意識。演講最後聚焦於山室教授近期關注的「環地方學」。他表示，在以往的帝國及殖民地研究中，一般都將整個國家空間當作是不證自明的存在；然而，人們在生活中所意識到的更應該是地方性(local)空間，也就是自己生長的故里鄉鎮，而非籠統遙遠的大日本帝國。因此當研究者在探究帝國空間時，有必要把握地方空間的聯繫及互動，並釐清作為實態存在的地方性生活空間是如何運作的，才更能清楚理解人們實際思想行動的存在型態。

第一場發表

主持人：曾國祥教授
發表人：藍弘岳教授、河野有理教授、陳偉智博士候選人

第一場發表會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曾國祥教授主持。第一位發表人為交通大學藍弘岳教授，題目為〈明治日本的自由主義與臺灣統治論：從福澤諭吉到竹越與三郎〉。該篇文章旨在探究明治日本時期以福澤諭吉為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的臺灣統治論，並主張福澤諭吉是將臺灣視作「農業殖民地」而非「商業殖民地」來治理，最後更以全球史的視野來理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其與自由主義思想的關聯、以及他與後進竹越與三郎的立論差異。中研院副研究員張隆志教授回應，藍弘岳教授的論文是從全球比較史的視野，梳理日本帝國主義及英國帝國主義在思想上的關聯，尤其是密爾與韋克菲爾德等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對於福澤諭吉在「文明化」和「海外殖民論」方面的啟發。另一個重點是，該篇文章從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脈絡，深入研究福澤諭吉和竹越與三郎的臺灣殖民論，並比較兩者異同。清楚呈現出日本從明治時期的1874年臺灣出兵、1895年領臺，到1905年日俄戰爭，這段時間複雜的思想轉折暨發展歷程。張隆志研究員提出意見，從歷史角度來看，當時日本帝國對於新領地臺灣，應該如何治理？指導方針為何？甚至是否該將其定位成「殖民地」等問題？並非不證自明的共識，而是在辯證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政治意識。其次，小熊英二教授曾在其著作《日本人的境界》中指出，日本對於臺灣與朝鮮的統治方式，參照了沖繩與北海道的擴張經驗，且當時有各種不同想像和主張。除了帝國主義思維之外，像基督教思想也對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與殖民地論述相關等知識人的立論。如果爬梳當時重要的基督教人士——從內村鑑山、植村正久乃至新渡戶稻造和矢內原忠雄等，對於日本海外擴張與殖民地統治等分歧主張，也能作為理解本篇論文的相關對照。
第二位發表人為首都大學東京河野有理教授，題目為〈田口卯吉的臺灣論〉。該篇論文旨在探討明治時期小說家內田魯庵筆下所描繪的臺灣，以及經濟學者田口卯吉的殖民地臺灣政策，進而提出臺灣對於當時的日本社會之意義。緊接著由政治大學李為楨教授代交通大學黃紹恆教授做出幾點回應：河野教授應進一步說明文學家內田魯庵與經濟學家田口卯吉兩者之間的關聯，以及將兩位並置論文中之理由。其次，河野教授似乎是想表達明治中期時，如內田魯庵、田口卯吉和德富蘇峰等若干知識分子之思想特徵，而他們的臺灣論應可說只是其中一部分，重點乃在於他們是如何理解甲午戰爭之後的日本。單就田口卯吉而言，其主張的殖民地消極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是否需要與其晚期所擁護的「天孫人種」想法加以統整，以便建立起一個完整而全面的「田口思想體系」？否則不容易看出他對殖民地抱持消極態度之理由。又或者，關於田口抱持消極主義態度的原由，是否可以從當時臺灣總督府吏治敗壞的因素來做進一步理解？第三，田口所抱持的自由主義思想，與同時期歐美列強所宣揚的自由主義，似乎可以再做若干釐清與爬梳。
第三位發表人為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候選人陳偉智先生，題目為〈觀察、風俗測量與比較的政治：坪井正五郎、田代安定與伊能嘉矩的風俗測量學〉。該篇論文旨在透過考察坪井正五郎於1880年代所開發出的風俗測定法，及其發展演變來探究：明治維新後社會風俗變遷程度；實證主義主導的知識產出方式；帝國知識移植到殖民地後的轉譯以及近代資本主義的表象。由臺灣大學呂紹理教授回應。呂紹理教授表示陳偉智先生的觀察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放置於思想史的脈絡來考慮，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所透過各種調查所形構出的社會現象或社會知識，在晚近幾年來是學界探討東亞世界時的重點之一，本文的貢獻便是從調查實作面出發，剖析風俗調查在方法運用上的特性；另外也點出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存在著資料生產與知識運算的「中心／邊陲」關係，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文明進化觀。呂教授也提出四點細節問題供陳博士參考。首先是個案的選擇與關聯問題，其次是背景脈絡的認識問題，第三點則是「風俗」一詞在1880年代的日本有語意及概念上的轉化，最後一點是有關文章中提到田代安定在大洋洲的人類學調查。
最後曾國祥教授總結，這三篇論文都恰好巧妙地觸及了帝國的三個層次：第一篇文章乃探究日本帝國政治思想的脈絡，重新反省自由主義和自由帝國主義，而這也是目前西方在談帝國論述所走的一個方向。第二篇文章則正好落在帝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擴展我們對於其政經制度的理解。第三篇文章則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探討知識的生產與形構，也點出這些學知背後的脈絡乃是一種「帝國的視野」。

第二場發表

主持人：甘懷真教授
發表人：塩出浩之副教授、田世民副教授、柳書琴教授

本次論壇的第二場發表會，由國立臺灣大學甘懷真教授開場主持。第一位發表人為京都大學塩出浩之副教授，題目為〈近代初期東亞中的新聞網絡與國際紛爭〉。該篇文章旨在闡明十九世紀後半，東亞地區存在著由中、英、日文報紙所產生的跨國境、跨語言之言論流通情況，一方面英文報紙的誕生形成了跨越中日兩國的言論空間，又可稱為「東亞公共圈」；另一方面這種言論流通現象在1860年後，東亞地區呈現語言活絡的一面。最後本報告以分析「臺灣出兵」和「琉球處分」兩個例子作結，進一步思考東亞近代化的起點。由國立成功大學李承機副教授提出三點回應。首先李教授認為在探究「東亞公共圈」之前，應該先釐清「東亞範圍的媒體素養」問題。要在當時受限的媒體環境下設定出一個「東亞公共圈」似乎言之過早。他認為應該要先探究的是，在這些上層知識分子之間是否有共享一套「東亞範圍的媒體素養」，而共享的方式又是如何等問題。其次，李教授則是對照中國的狀況，主要是針對王韜這位清末改革派政論家來討論。他認為與其討論「東亞公共圈」的問題，不如先從「讀者層問題」及「經營」層面切入，或許會更為適切。第三點李教授是從歷史哲學角度來探討本論文中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
第二位發表者是國立臺灣大學田世民副教授，題目為〈近代日本喪葬禮儀的演變與殖民地台灣的交涉〉。該篇報告旨在闡述自古以來日本佛葬、儒葬及神道葬之間的互動、參照、演變等關係，爬梳火葬如何成為近代以來日本主要喪葬法，最後將該議題的時空延伸至殖民地時代臺灣，考究總督府治臺政策與臺灣喪葬禮儀的交涉問題。與談人是中國文化大學黃美惠助理教授。黃教授首先總結本篇報告大綱：以文化的跨境及交涉做為觸媒，一方面強調日本前近代與近代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也從日本內地外擴到殖民地的國民統合角度，嘗試建構研究的新面向。臺灣近代以來的喪葬變遷，不僅受中國華南地方習俗影響，也受到日本帝國各地慣習的浸染；也就是說，殖民地臺灣統合過程伴隨著東亞社會的一種「重層化」，並連繫了帝國共同體的形成。黃教授也提出幾點疑慮。首先是關於定義的問題——本次報告題目〈近代日本喪葬禮儀的演變與殖民地台灣的交涉〉，何謂「交涉」？交涉的主體及客體為何？第二，在論文前言的先行研究部分指出，「漢字」及「漢文」儘管都是傳遞文化的重要載體，兩者實乃不同概念。第三是有關前言提及的「帝國漢文」，其對於臺灣喪葬禮俗的影響，具體而言究竟是甚麼？這部分是否也可以用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考察？第四，「漢文文化圈」中國以外的越南、日本及韓國等地，而他們的喪葬禮俗是否就因為都處於漢文文化圈之內而有相似之處？
第三位發表人為國立清華大學柳書琴教授，題目為〈左翼文化走廊上的「台灣拜倫」：論上海時期的王白淵〉。本篇文章旨在撥開歷史迷霧，藉由尋找王白淵詩作在上海幾份雜誌中重複刊載的線索、匿名作品的出土辨識以及運用交叉比對方法，一窺抵達上海後的王白淵是如何繼續左翼文化抗爭活動，同時指出王氏欲成為「台灣拜倫」的志向及實踐。其次，本文最後也將探討王白淵的「弱小民族論述」，因為該論述恰好是透過他的革命行動與文本之間所交互建構出來的。為此，本文架構將著重於王氏在上海的地下宣傳工作，並觀察臺灣左翼作家是如何轉化詩人身分，以文宣、日語和臺灣殖民地經驗的宣傳，與中、日、韓有志人士攜手進行「東亞民族聯合」語境下的臺灣民族解殖抗爭。本篇報告的與談人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徐秀慧副教授。徐教授一方面讚賞本篇論文的最大貢獻就是利用數據資料庫來查閱以前紙本工具所無法考究到的資料，而且還為未來學者們對於如何更新研究方法鋪設了一條明確道路。徐教授也提出幾點意見：首先，徐教授表示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應該是最早考察和引介楊逵、胡風、鹿地亘及魯迅之間文學活動與關係的人，正好可以拿來佐證關於柳教授所提出的「東亞左翼文化走廊」概念。第二點是關於柳教授所提出王白淵具有「多重民族認同」的觀點。徐教授認為本篇題目「臺灣的拜倫」稍顯不足——畢竟沒有辦法單用「拜倫」來限定王白淵這群熱血革命文化人的思想、關懷與實踐；二來是，這樣的比附關係是沒有辦法顯現出王白淵的「主體性」；再說，本文也沒有明確定義「拜倫」的確切意涵究竟是甚麼，如此一來可能會使讀者稍感困惑。在不同的語境之下，應要還原其本來面目才能更清楚理解這些革命文人心中所熱切想要實現的「遠景」為何﹖如果能透過柳教授的後續研究來梳理這層脈絡關係，那麼這些從史料中所新開挖出來的左翼知識想必將會是幫助我們面對和處理眼下「臺灣困境」的重要資源。

第三場發表

主持人：陳宜中教授
發表人：月腳達彥教授、趙寬子副教授、許怡齡副教授

最後第三場發表會，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宜中教授主持。第一位發表人為東京大學月腳達彥教授，題目〈朝鮮民族主義的形成與日本〉。該篇文章旨在闡明1910年日韓合併後，朝鮮儒學思想大家朴殷植，如何藉由批判殖民地朝鮮而獲得動力。其次，本文也將探討作為和朴殷植同樣是民族史學的代表性人物申采浩，探討他與朴殷植有著截然不同的對於「武」的理解。本報告藉由考究兩者間的異同，從多元視角來觀察帝國日本與殖民地朝鮮的知識關係，並梳理朝鮮民族主義脈絡的形成。緊接著是臺灣大學姜智恩助理教授做出補充及回應。姜教授指出，月腳教授考察了韓國儒學者朴殷植和民族史學家申采浩，提醒了韓國學術界，在研究本國歷史時，必須從韓國自身的視角重新出發，以便更深入理解當下的文脈與文化。其次，本文提到朴殷植和申采浩對於「尚武精神」的關注與差異。兩人的問題意識截然不同，朴氏認為效仿日本的尚武精神將能使當時的大韓帝國重新振作、成為強者；申氏則並不關注日本，反而回頭在朝鮮古代歷史中尋覓這種尚武精神。這種差異也正是本篇報告的重要貢獻之一。至於梁啟超的部分，姜教授著重其翻譯的問題。她補充了一點：當時韓國人並非直接從日本吸收武士道與陽明學知識，而是透過中國知識分子的翻譯著作來汲取。然則梁啟超的日文不佳，在轉譯過程中有誤譯和誤解，因此在認知上必定有些錯誤和問題。最後關於陽明學，姜教授強調當時知識分子擁抱陽明學，並非因為陽明學本身的義理，而是因為它「並非朱子學」；至於韓國人之所以崇尚日本武士道，並非真的認同其概念，而是他們相信透過武士道「尚武精神」，可以幫助他們找回愛國心和國魂精神等。綜合以上兩點，姜老師提出朝鮮知識分子之所以轉向「明治武士道」和「日本陽明學」，主因乃其「反對朱子學」，並不是真的完全理解和認同這兩種理念價值。
第三場第二位發表人為首爾大學趙寬子副教授，題目為〈如何理解東亞體制變革中之甲午、日俄戰爭？：作為「思想課題」的歷史認識〉。本篇報告旨在探求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朝鮮半島以及朝鮮內部之甲申政變、甲午改革等之間的關聯性，並在東亞變動的秩序中，思考這些歷史事件的特殊意義。本文也將關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理解該時代變化，並考察歷史變化中彼此分裂或連鎖的樣態，探究新的「思想課題」，以期超越當代的日韓歷史衝突。緊接著由臺灣大學安井伸介助理教授回應：本篇論文的貢獻在於透過具體的歷史介紹，使我們可以理解十九世紀末，東亞複雜又矛盾的歷史背景；再者，重新挖掘分析這些歷史資料，建構出新的歷史認識──趙教授指出在韓國九○年代後，普遍接受的歷史認識：「日本是『全然的加害者』，而韓國為『完全的受害者』」。這種認識論是將自己視為被害者，罔顧了自身的主體性，趙教授想要糾正如此偏頗的歷史認識。接下來安井教授提出第一個問題：趙教授的意圖是希望能在亞洲——也就是日本、朝鮮、臺灣等地，建立起一種共享化的歷史認識？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思想課題。就「歷史認識」本身而言，是否有可能真的避開政治化意圖？簡單來說，一種不帶有政治性的歷史認識是否真有存在的可能？如果的確是有這種可能性，那麼所謂真正「中立客觀」的歷史認識又該如何建立？
第三場的最後一位發表人為中國文化大學許怡齡副教授，題目為〈近代知識人朴殷植的儒教改革論與日本陽明學〉。本篇報告旨在從「媒體」的角度來考究朴殷植在報刊上發表效仿日本陽明學，以勵精圖治的論述，爬梳種種朴氏給讀者們的訊息，並探討其作為「傳播者」之意圖。由臺灣大學陳威縉助理教授提出四點回應。第一點，儘管朝鮮儒學史上是將陽明學判為異端，然則尚有鄭齊斗等「江華陽明學」為後人所知。那麼朴殷植是真的未曾讀過江華陽明學的相關資料才認為朝鮮並無陽明學者、或是還有其他因素？其次，本文最後企圖將朴殷植定位成解決朝鮮學界五百年來「朱王異同」爭論的第一人，此定論似乎言之過早。第三，從朴氏的企圖與通信對象來看，難以將「維新前革命行動論者的陽明學」，以及明治時期井上哲次郎等人所強調「國民道德的陽明學」分開談論。第四，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維新豪傑的學問並非只來自陽明學，他們與陽明學之間的關聯也未必如近代陽明學風潮中所言的那麼強大，更沒有充分文獻顯示他們具有陽明學者的身分。因此朴殷植和《少年》等對於日本陽明學的認識，有很大成分是出於日本近代的建構。

會議網站；http://iics.ust.edu.tw/2019JAPAN/
活動相簿：http://iccs.nctu.edu.tw/zh/album.php?USN=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