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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與不平等事實: 一個理論和泛文化的探討」研討會

2020-03-16

「平等主義與不平等事實: 一個理論和泛文化的探討」研討會

日期：2020年1月7日(二)
時間：9:10-17:45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三館 201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挪威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研究計畫，全名是Egalitarianism: Forms, Processes, Comparisons，的幾位研究人員來台進行交流。這個計畫由Bruce Kapferer擔任計畫主持人，從2014年受到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贊助。而這個主題也正好與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正在進行的研究有許多值得對話之處。

第一場是由卑爾根大學的Bruce Kapferer所發表的Paradoxes of Hierarchy, Egalitarianism &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以及目前在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訪問研究員Alan Brossat所發表的On Equality and Egalitarianism。兩位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平等。

根據Kapferer的觀點，大多數學科都誕生於19世紀和民族主義的歷史中，而民族主義的歷史始於現代國家。所有這些學科都來自西歐或北美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存在許多關於人類的性質和可能性的未經審查的假設需要被挑戰。西方哲學提出了激進的批判，但儘管如此，仍無法擺脫許多文化和歷史根深蒂固的假設的局限性。而人類學是一門游擊學科，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來自外界對西方事物的理解，並挑戰了統治假設。進一步，以平等的方式看待平等主義，把事情從不平等和支配經濟的論點稍微轉移到更多的關於解放的問題上。轉向最著名的社會文化秩序的等級制和壓迫性結構，過去和現在相關的歷史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和社會影響，思考其制約因素如何被放鬆或打破。而 Brossat則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背後所預設的平等主義的宣稱出發。Brossat認為，這樣的一種預設，是一種從中心出發的預設。他以傅科式的問法反駁這樣的一種宣稱：假如要對平等進行聲明，不能從中心點，那些規範、平均、合理的，或是道德規範出發，相反的，應該從邊緣、極限，與邊界處，那個內外之分變得不那麼絕對之處出發。從這個意義出發的平等，不是我們所要宣稱的道德原則，而是任何政治聲明的前提。Brossat進一步探問今日這種在平等之中注入了一個不平等的預設又是怎麼形成的？他認為是源自於柏拉圖。柏拉圖在《律法》區分了兩種平等，首先是簡單的平等，類似每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概念。但還有另一種最好的平等，也就是基於每人天賦的不同所做的安排。正是從這個基於不同天賦的差異所進行的安排，形成了後來所面臨的這不平等的差異。

第二場則是由卑爾根大學的Knut Rio發表The Question of Wealth and its Confusion with Capital，以及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劉紀惠教授發表Logistics of Labor-Extraction and Colonial Capitalism，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財富的社會意義。

在面對經濟不平等這個問題，Knut Rio教授先試圖找尋不同於資本主義對於財富的替代概念，他先回溯了歷史上，在不同歐洲社會中對於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上，財富總是和國家連結在一起的。歐洲的財富直到最近與國家密不可分，正如克里斯·格雷戈里（Chris Gregory）在《野蠻的錢》中所指出的那樣，國王的頭印在硬幣和紙幣上，既是主權國家在貴重物品上的標誌，又是確保其主權的標誌。財富是國王的財產的一部分，因為流通的每個硬幣也屬於國王。即使我們現在基本上將財富視為資本，即使財富不再直接與王國聯繫在一起，但權力和地位的重要性也將這種財富視為資本。對於馬克思以及莫斯和波拉尼來說，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方面起源於諸如土地和自然資源，家庭或家族財產，基礎設施或工作能力。因此，商品形式被發明為一種特定的財富新形式，但從歷史上講，它也脫離並否定了財富這一深深嵌入的社會形式的概念。儘管皮凱蒂（Piketty）確實看到了“財富”和“資本”之間的區別，但他還是出於披露全球不平等的目的而決定繞開這一區別，把所有東西都當作“資本”放在一起，並且都屬於GDP範疇。排除了他所謂的“人力資本”。勞動和技能。這種類型的分析的優勢在於，它們使資本系統如何運作，如何在某些部門產生赤字的現象可見。正如安妮特·韋納（Annette Weiner（1992））所指出的，當事物被贈與或交易時，它們最重要的特性通常會被阻止流通。她介紹了事物有雙重生命的可能性：在一個版本中，它們是作為商品提供，分發或出售的，而在另一個版本中，它們卻保持著不可剝奪的家庭財富身份。一方面，馬克思，或者甚至是波蘭尼，都在關注資本主義如何通過將不可剝奪的財產投降給商品市場來改變世界。另一方面，維納（Weiner）公開了不可剝奪的財產反而成為振興資本的主要來源的可能性–作為真實性，活力和活力的象徵。資本積累取決於這種重新振興。魏納因此重新詮釋了波蘭尼的“虛擬商品”概念。他還認為這些東西可能/不應被市場完全佔有。不論是人還是土地，在買賣之後都將保留其社會價值的一部分，這部分仍可以以有關社會實體的名義主張。用韋納的話來說，那部分是不可分割的部分。Rio以一個-Muminia Lega面具在藝術市場的最終拍價將最終達到3,569,500歐元（440萬美元）。這個剛果面具的幾乎無價的價值與它的男孩禮儀始祖的歷史，祖先的崇拜及其雕刻風格的表現有關。它是“虛構的”商品，因為它不是為市場而生產的。但這恰恰是其價格無限上漲的原因。它與祖先和儀式社會的不可分割性是使它變得無價的自相矛盾的一部分。因此，它已從古老的戀物癖轉變為金融界的商品戀物癖。這些文化遺產和體育領域肯定吸引了金融資本的關注，因為它們引起了觀眾，媒體觀眾和贊助商的興趣，但其價值創造的基礎在於他們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技巧，祖先的精神能力。關於人類如何通過不可剝奪性和公共性以及資本積累，人類學上如何思考財富的許多討論都源於我們與財富疏遠的事實。只是目前通過經濟學的佔有，使得財富已成為一個神秘而矛盾的概念。

劉紀蕙教授則指出，富裕的概念總是與貧窮、稀缺的概念有關。握有權力與財富的富人與必須服從於富人的窮人之間的階級劃分深植於社會建構中。古漢字的富、福、貨、貧，都表明了田地、財富，以及以貝殼表示所擁有的財富的量。在社會內部，可以擁有或繼承繁榮富足的財富，與那些被剝奪這些財富的人之間的分界線本質上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如果我們渴望建立一個平等參與，相互支持的共存社會，那麼首先需要通過資本運作以及對勞動力和所有資源的提取來了解這個內部殖民、統治和剝削的制度。否則，這種內部殖民的權力關係將在整個系統中重演。拓撲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內部殖民。首先，東亞和東南亞的勞動力抽取的系譜：從古代奴隸制度到奴隸貿易，契約工，到現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客工。其次，是全球物流供應，需求和消費線的譜系。後勤線與多邊利益集團合作，將跨國安排，管理，處置，運輸和消耗材料，貨物和人工的設備順利地整合在一起。第三，族裔政治的譜系和分界線。差異化公民身份，一種反向的殖民分裂與統治模式，在其人民之間造成了社會分層和不平等。

第三場則是由卑爾根大學的Bjørn Bertelsen發表Mozambique Dynamics of Violence: Statehood Global War and Sociality Conceived Anthropologically，以及交通大學的朱元鴻教授發表Feeling-Thinking on Violence in Africa，

Bertelsen教授要探問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如此曠日持久的內戰反復發作時期能使我們了解一般性的戰爭嗎？在莫桑比克人的土地上發生的令人痛苦的暴力和痛苦經歷，如何使我們對全球性的永久性暴力衝突，無所不在的軍國主義和日益好戰的國家形式的戰爭的理解？他藉由在馬尼卡省的民族誌，以及收集了從1998年至2017年期間的歷史資料內容，來支持探索社會和權力下放歷史的這些目標，這也使人警惕莫桑比克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聯繫。最主要目的是利用莫桑比克的情況作為一個棱鏡，從突出獨立後戰爭的長期軌跡中可識別的三個因素的角度，來理解全球和當代水平上的戰爭變化，從更廣泛的角度顯示了全球戰爭趨勢。我今天將以非常概括的方式確定以下三個因素：1.平民/軍事區分的消解2.不透明/隱身以及視覺過剩的提高。通信媒體和數位技術的氾濫，再加上“公民記者”的興起，並沒有使戰爭及其展開的形象更加清晰明了。為什麼呢？在這裡，我們轉向我要介紹的第三維。3.（後）帝國主義的崛起：從蠻族政治到黑暗經濟體這第三個維度。現在，推動戰爭動力的帝國形態更加模糊，更加不可預測，並且與經濟利益和形態更加直接相關，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為爭取制度，領土或政治控製而進行的鬥爭。現代國家認識到沒有內戰，其存在的理由就消失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並沒有結束戰爭，而是通過流離失所，暴力和威脅來管理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爭成為一種治理形式。

朱元鴻教授比較了非洲與民初中國兵匪所呈現出的暴力形式。1949年以前的中國和當代非洲的暴力觀念相關聯的概念：在武裝爭取合法性的過程中，每個政黨都稱其對手為“強盜”，例如蔣介石政府稱為毛澤東的軍隊為“毛匪”，而反之亦然，蔣介石的軍隊被稱為“蔣匪”。許多時候，無論是出於何種形式的軍事強盜，無論是為了戰爭還是為了生存，他們幾乎總是以絕望和殘酷的方式出現，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軍人的行為就像土匪，土匪的行為就像軍人。軍匪暴力與歐洲背景下的“戰爭”概念形成鮮明對比。但事實上是，《歐洲國際法》所界定和界定的戰爭思想，從未考慮過在歐洲土壤上頻繁發生的叛亂和反叛亂，以及對於中國的侵略。與1949年前的中國相比，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給當代非洲的暴力行為帶來了根本不同的條件。1.農民革命的消失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數十個國家獨立，殖民主義在1970年代後期結束，反殖民鬥爭與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呼籲之間的聯盟破裂了。3.共產主義作為理想主義者烏托邦的喪失。4.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普選權擴展到非洲國家，識字率提高，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世俗寬容，使得武裝鬥爭的必要性降低。5.今天一個國家的叛亂起義可能會受到全球治理機構的多重干預。勝利者的正義堅持區分對與錯，但今日在非洲普遍存在的是倖存者的正義，尋求調和不同的權利。倖存者的正義優先考慮和平而不是懲罰，探索將使和解持久的司法形式，而不是刑事形式。

最後一場，是由卑爾根大學的Marina Gold教授發表Human Rights, NGOs and Refugees: An Egalitarian Paradox，以及交通大學的林淑芬教授發表The Impossible Refugees Problem in Taiwan

Marina Gold教授指出，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 引起了許多反應：政府，官僚，跨國和社會，其中許多是矛盾和自相矛盾的。如果我們將難民危機視為一個事件，那麼我們可以解開構成意圖往往相互衝突的複雜結構和機構織錦的許多線程。在歐洲，非政府組織，國家組織和企業基金會之間為減輕“危機”而開展的合作日益增多。但多年的經濟緊縮，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瓦解，更法人化的國家形式的出現，加劇了歐洲人對外國人的憂慮。二十世紀難民的歷史是民族國家主權的出現的結果。民族國家與自由民主的形成，無論是形式還是意識形態，都意味著人權，人道主義與國家之間經常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緊密聯繫在一起。但是，人權真的是平等運動嗎？我認為不是。人權-西方平等主義的卓越話語-通過非政府組織的結構深深地嵌入到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中，並伴隨著從國家結構中闡明公司國家。非政府組織在19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發展，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蔓延，國家撤回了資金，許多轉向了企業贊助，企業社會責任感。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主要關注第三世界或全球南部，其總部設在全球北部，它們提供有關全球南部國家的信息，然後以報告的形式提出改進建議。關於改革的建議通常伴隨著經濟制裁，例如中斷援助。歐盟是一個控制空間，它必須捍衛其組織，其外部邊界以及其內部自由。民粹主義的出現與金融力量全球化之間的衝突，維持了公司國家的發展，並削弱了民族國家對人民的單純管理的功能。非政府組織是國家公司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它們通過普及人權的話語並常常藉助公司資金來承擔政府職能。難民危機引發的社會局勢需要進一步審查。這不僅僅是移民政策或遷徙權問題。它觸及國家定義和國家“危機”的核心。彼得·毛拉爾（Peter Maurer）在世界經濟論壇的里加斯·哈茲拉科斯（Rigas Hadzilacos）的採訪中，對人道主義系統的未來可能發展方向發表了看法。他認為，150年來，人道主義組織的工作一直是中介機構，它們從捐助者那裡收取資金，並將其用於接受者的服務。今天，技術的進步和連接水平的提高正在改變人道主義組織的面貌。毛勒（Maurer）贊同米利班德（Milliband）的觀點，即難民危機造成的經濟問題並非無法解決，但危機的經濟學與採取行動的政治意願之間存在脫節。，人道主義體係將轉移到更具地域性的生態系統中，而沒有當今的等級制度。這將通過公司網絡的貢獻來完成，這些公司將能夠將人道主義組織下放到多利益相關方系統中。

林淑芬教授指出，這是個仍在進行中的研究，主要是關於越南社群遷移的歷史，關注他們的社會融合與不平等的議題。先從最近台灣難民法草案進入立法院，在2016年6月通過一讀，但尚未送交進一步審查。儘管過去一職有各種團體施壓，但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近期因為香港的反送中抗議活動而有所改變，隨著被逮捕的抗議人士越來越多，也開始有呼聲要求台灣政府提供人道援助與政治庇護。台灣政府也回應目前的管道已充足，通過難民法並非優先選項。但即便通過了，也僅能適用於外國人與無國籍人士，不能包括來自香港的抗議者。而因為台灣並未在聯合國，因此也未批准1951年的難民法。但事實上戰後的台灣在解殖與冷戰結構下處於一種更複雜的接收難民狀態，尤其是在戰後的中國難民議題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越南難民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唯一參與的國際難民問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除了與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相似的背景，還糾結了二戰後東南亞華僑的國籍問題。尤其是1975年後，南越人可根據其文件與堅定的反共立場而優先被撤離，申請來台。東南亞難民問題在中越戰爭後升溫，不僅是中越，以及隨後與柬埔寨的戰爭，馬來西亞與泰國也在此時驅離難民，安理會緊急以香港、印尼、菲律賓等地為主要難民收容，而台灣在此時被列為次要收容處，也在此背景下在澎湖設立了難民營。並試圖在國際關係政權理論之外開發新的分析框架，進一步進行多層次的研究，包括國際難民政治與其他如同人權與安全的國際制度之間的關係，難民政治與各國政權以及公民權和邊境議題的關係，還有在冷戰格局下美援與對於這些體制的工業化發展的影響，以及最後，在台灣經歷這些轉變的越南社群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