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青春的祝福《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新書座談會側記

2020-05-26

時間：2020年5月26日(二) 8:00-10:00
地點：交通大學綜合一館A401教室

主持人：彭明偉（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宋玉雯（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顧玉玲（台北藝術大學出版中心主任）

側記：陳炯志 (摘錄、整理自宋玉雯講稿)

對宋玉雯(文後稱宋)來說，是幾個一連串的偶然開啟了他的路翎研究。第一個偶然是讀了施淑老師早年的一篇研究論文〈歷史與現實—— 論路翎及其小說〉，發表在 1976 年香港的《抖擻》雜誌。這篇論文有種很奇特的張力，裡面引述的每一則小說段落都覺得好好看，因此開始了宋對於路翎作品的閱讀。第二個偶然是 2009 年洪子誠在交大的演講「大陸文學界的八零年代反思」以及著述，讓宋對於中國當代文學史和相關重要論題，有了初步的輪廓。第三個偶然是 2013 年，洪子誠到交大客座，講「當代大陸文學生產與文學形態」，宋當時以路翎作品為話題，和洪子誠討論。散場時，洪子誠突然對宋說，如果你瘋狂研究一直做不出來，要不要來做路翎研究。這些「偶然」對宋來說，是研究和寫作的一部分，研究和寫作雖然看似很「個人」，通常也歸功於個人，但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獨力完成，常是「眾志成城」，包括當天的與談人，籌辦會議的同仁，以及參與的每一個人。

路翎生平與著作。
1923 年 1 月 23 日生於蘇州，本名徐嗣興。1937 年抗戰爆發，與家人隨難民潮流徙，先至武漢，再投奔繼父張濟東湖北漢川鄉下老家，期間撰寫散文〈在古城上〉與〈一片血痕與淚跡〉投稿《彈花》獲登。路翎最初是在胡風主編的左翼刊物《七月》嶄露頭角，之後作為七月派的代表性作家擁有一席之地。作為現代文學史裡形象分明的文學流派，「七月」活躍在三、四十年代抗戰時期的國統區，成員主要為匯聚在胡風編輯的《七月》與《希望》雜誌。《七月》與《希望》出刊地隨著戰事的變化西移，從上海到武漢再往內陸重慶撤退，戰後則由重慶返回上海。包括路翎在內，七月派的青年作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戰爭時期，泰半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或因戰爭流徙被迫中輟學業，多人學歷不高，甚或有不得溫飽貼近底層輾轉的深刻體會，抗戰結束緊接著國共內戰，長年戰事膠著與戰況熾烈的交替裡，他們的青春在前途茫茫的不安與獻身理想的昂奮中更迭起落，這樣的生命歷練與情感強度也體現為共通的創作特點： passion（激情），在胡風使用的語義裡既指「熱情」，也指「受難」。
隨這這樣的輾轉遷徙，礦山、鄉場、曠野，作為重要的敘事場景與意象，一再出現在路翎四十年代小說裡；路翎生活中接觸到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販夫走卒，市井小民，也有礦工、農民、船伕、縴夫，地痞流氓和惡徒惡霸，小商人與新舊式地主和保長，一一在其小說現身，那是一個「勞動、人欲、饑餓、痛苦、嫉妒、欺騙、殘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愛、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路翎的工作地點一度鄰近天府煤礦的出口碼頭，他經常在礦區徘徊，也曾在朋友的協助下參訪工人宿舍、墳墓，甚至數度下到礦井，從他多年後的回憶，可以看到這些深刻的見聞與經歷，紛紛挹注他這時期的小說，〈家〉、〈黑色子孫之一〉與〈祖父的職業〉、〈何紹德被捕了〉反映路翎的考察成果，〈卸煤台下〉深入描寫礦區工人與包工、資方的衝突，〈饑餓的郭素娥〉與〈破滅〉也均以礦區生活為背景。對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階級性的複雜再現，讓路翎小說的起手式便顯得與眾不同。青年知識分子在大時代的追尋與困躓，蘊含著路翎自身與周遭友朋的生命經驗，帶有反身觀照的意義，也寓有路翎對於智識階級種種弱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那樣一個各種思潮交鋒、塵埃將落但猶未底定的年代，路翎透過文藝創作介入現實，參與著種種論辯，
1952 年12 月末，路翎主動響應前往朝鮮前線「深入生活」寫下多則散文與報告文學，包括《板門店前線散記》，以及返回北京後陸續創作的短篇小說〈戰士的心〉、〈初雪〉、〈你的永遠忠實的同志〉、〈窪地上的「戰役」〉，並著手長篇小說《朝鮮的戰爭與和平》。但是從1954 年 5 月開始，各大報刊接連批判路翎上述關於前線志願軍題材的小說。1955 年 1 月，隨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文猛烈批判胡風，路翎也在受批判之列。並在之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連串逮捕行動的影響下，路翎被停職，在宿舍隔離反省，期間因高聲抗議不時受到綑綁、戴手銬等懲罰。1959 年入昌平秦城監獄，1961 至 1963 年在安定精神病院治療。1965 年再入秦城監獄，後轉安定精神病院至 1966 年 10 月，因先前寫信上訴在文革期間被以「反革命罪」押回秦城監獄，1973 年宣判「反革命罪」徒刑二十年，從 1955 年隔離反省起計。直到1980 年 11 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路翎才恢復原工資文藝四級級別。多年牢獄，經常單獨監禁，毀壞了路翎的身體，期間母親與繼父相繼離世，妻子余明英與三個女兒在窮困與政治歧視中服著同等的獄外刑罰。使得回到北京芳草地家中的路翎幾乎失去語言能力，幾年休養，依舊執著想要辨清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1994 年 2 月 12 日，路翎腦溢血過世，直到死前幾天，他仍在服用「冬眠靈」，那是一種用以控制精神分裂或其他精神病興奮躁動、緊張不安和幻覺、妄想的藥物，這或許也是後來的路翎，在他人眼中總顯得漠然與癡呆的部分原因。

顧玉玲的回應。在路翎身上看到的是落伍的，過時，壞感情，不合時宜，但卻又是深刻的真實性。路翎的書寫，是知識分子對於工農大眾的再現還是想像？那麼，如何再現現實，而真實又是什麼一回事？對顧玉玲來說，虛構跟真實之間的距離並非兩端。在路翎的書寫背後有一個「相信」，相信人民不只是只有現在這個樣子。弱勢之所以弱勢是因為集體客觀的處境有限。知識分子可以「計畫」，工農卻只能「算計」。因為「計畫」、生涯規劃從來就需要餘裕。而工農大眾的算計，是在有限的條件中去盤算他的未來。路翎「相信人民」的世界觀是一致的。復出後的再創作沒有跟從主流訴苦。底層的「想」不只激怒資本家，也激怒了左翼。社會隱隱然有種共識，可憐的人，我們可以同情她。媒體一再以挖掘受害者沒有那麼純良，瓦解了抗爭的正當性。路翎雖然到了八十年代在政治上被平反，但在藝術上還未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