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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nico Napolitano 2025 訪台講座：Organizational Studies and Disability: Identity Work, Accommodations, Accessibility
more愛的認識論：男同性愛欲文學的政治、情感與倫理
懶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創造國族﹕羅摩誕生地運動與恐懼自身
疆界、主權、法
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
侯孝賢的凝視：抒情傳統、文本互涉與文化政治
馬來素描
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黃子平
緒論
第一章 PASSION：受難／激情的感覺結構
第一節 時代的篇什：路翎的寫作歷程
第二節 羅曼．羅蘭與安德烈．紀德所寓示的兩條道路
第三節 在俄蘇文學的天空下
第四節 美學－政治：路翎創作的藝術特徵
第二章 時代青年的歧途與大路：《財主底兒女們》
第一節 「影響說」的辨疑和再商榷：並讀《約翰．克利斯朵夫》
第二節 知識分子的二重性
第三節 「不要說他的青春已經毀掉」：時代青年的灰色軌跡
第四節 革命與戀愛的賦格曲：兼論活在四十年代的娜拉
第三章 前夜：四十年代作品
第一節 荊棘上的蝸牛：底層的復仇與幻想
第二節 雲雀翔過天空：落伍的故事與壞情感
第三節 我們都是老鼠：後街人物，怪誕及其他
第四節 階級與性／別的雙重饑餓
第四章 前夜之後：五十年代作品
第一節 不合格的歡笑：工人形象的變化
第二節 搬演不了的「明天」：「失敗的」工人劇作
第三節 「我將一直記得」：朝鮮前線戰爭書寫
第五章 「我不反革命」：1955年之後的作品
第一節 關押不住的春光：詩歌創作
第二節 意識形態的傷疤？—晚年小說創作
第三節 「一生兩世」？—故人故事瑣憶與未盡的評述
結語：但塵埃沒有說話
章節註釋
路翎著作年表
參考書目
致謝
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
目錄
序一 老林的實踐：一個沒有止境的社會改造集體事業／陳美霞
序二 保釣運動與愛國主義：紀念林孝信先生／錢永祥
序三 一生都在搞運動的老林／劉沅
前言 理想、啟蒙與奉獻／王智明
【輯一】對談
第一章 《科學月刊》的世代：林孝信與劉源俊對談／劉源俊、林孝信、李淑珍
【輯二】訪談
第二章 走過黑名單：林孝信先生的生平與志業／歐素瑛、林正慧
第三章 一生釣運，普及教育的苦行僧／陳光興、林麗雲
第四章 保釣與海外左翼運動／林麗雲、陳瑞樺、蘇淑芬
第五章 保釣、兩岸與理想主義／王智明、錢永祥、陳宜中
第六章 意識型態與第三世界再啟蒙：林孝信病中談話／陳美霞、林嘉黎
【輯三】側記
第七章 典範在夙昔：側寫林孝信／林麗雲
第八章 摸索第三條路線：追思林孝信／王智明
第九章 家庭相簿裡的另一個老林／吳永毅
第十章 與老林一起工作：推動農村型社大的點滴回憶／鍾秀梅
第十一章 老林與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陳美霞
附錄 林孝信先生生平與著作簡表／黃意函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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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智明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吳永毅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淑珍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林正慧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林嘉黎
自由業者
林麗雲
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研究員
陳光興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共同主編，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陳宜中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思想》季刊編委
陳美霞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所特聘教授，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與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劉源俊
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董事長，臺灣釣魚臺光復會理事長
歐素瑛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錢永祥
《思想》季刊主編
鍾秀梅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蘇淑芬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計畫助理
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文學辭典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
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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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之島: 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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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往知來：中國與全球歷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
| 目錄
序 一 ∣ 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邱澎生
序 二 ∣ 理論的迷思：重新評估近代中國的變遷模式／巫仁恕
第一章 ∣ 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歷史面對全球狀況的複雜與多元
第二章 ∣ 國家與宗教
第三章 ∣ 財政關係
第四章 ∣ 中國、歐洲與世界的工業化
第五章 ∣ 將中國歷史整合進全球史
第六章 ∣ 人的能動性：利益與信念之表達如何構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及文化
第七章 ∣ 界定可行，追求可欲
參考書目
附 錄 ∣「王國斌專題：明清中國與全球史的連結」編案／李卓穎
附 錄 ∣ 回應一／朱元鴻
附 錄 ∣ 回應二／鐘月岑
附 錄 ∣ 回應三／何漢威
附 錄 ∣ 回應四／和文凱
附 錄 ∣ 回應五／黃克武
附 錄 ∣ 王國斌回應／王國斌著，李立凡譯
譯者後記／李立凡
更多簡介詳見：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1002
交通大學出版社：https://press.nycu.edu.tw/web/product/product_in.jsp?sub_id=DM1691121148337&pd_id=PD1690000000306
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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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林麗雲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於一九七七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初，是一場以「文學」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論戰，也是台灣境內第二次以「鄉土」之名展開的意識形態鬥爭。發生於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鄉土」所指涉的是殖民地台灣、其所欲鬥爭的對象是日本殖民政權。發生於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以「反帝」、「反資」以及「民族主義」為核，向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本書收錄文章是以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主要是鄉土派一方的文章，並包含一篇討論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以及之後論戰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反思選文。
本書脈絡分成四個部分：一、「鄉土文學論戰」始末。二、「鄉土文學論戰」時代背景。三、「鄉土文學論戰」選文說明。四、代結語：為何重提「鄉土文學論戰」。
一、「鄉土文學論戰」始末
旅日學者陳正醍將「鄉土文學論戰」的起始點定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因為該月份發行的《仙人掌》雜誌第二期，同時刊登了「鄉土派」作家王拓的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以及「反鄉土派」作家銀正雄的文章〈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寧的文章〈回歸何處？如何回歸？〉。立基於反映台灣現實處境、關懷下階層民眾困境，王拓的文章將「鄉土文學」正名為「現實文學」。相對地，銀正雄認為「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恨等意識的工具地危險」，而朱西甯則擔憂「鄉土文學恐將流於偏狹的地方主義」，以此反駁王拓等鄉土派作家、旗手的作品與論點。
陳正醍將此三篇文章定位為論戰的開端及典型，從之後的發展而言，戰火確實因此點燃，至於「典型」則是論戰立場的確認。反鄉土派一方以反共親美的國家立場，指控鄉土派作品是共產主義「工農兵文學」的再現；鄉土派一方則力主文學創作應以民族主義為本、階級關懷為心，並以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站上論戰舞台，迎戰國民黨政權羽翼下的文藝團體，由此開啟這場帶動台灣七○年代、八○年代文學思潮的重要論戰。此思潮關注的重點不在「鄉土」或「鄉村」，而是居多數的民眾處境。一如南亭在〈到處都是鐘聲〉一文中表示：「『鄉土文學』已成為一個空的概念，它已被一個更大綜合性的潮流吸入肚腹，而這樣潮流是最有利當代最大多數人，最有利全民族發展的。」這個以鄉土之名所推動的潮流，不僅挑戰了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同時也為日後台灣本土化運動打開新路，為緊接而來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提供薪火，再次見證文學是政治、社會改革的先鋒。
這三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台灣文學圈、文化圈以及知識份子的普遍關注，站在「鄉土」一方的《仙人掌》雜誌趁勢追文，接連三個月，持續刊登支持「鄉土」文學的相關文章，終於引燃「鄉土文學論戰」的全面戰火。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作家彭歌在親官方的主流媒體《聯合報》上連載三天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文中直接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和尉天聰三位鄉土派的論戰旗手，翻轉鄉土派主張的反帝國主義應為反共產主義，至於在台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否為殖民經濟，彭則表示「應由經濟學者作客觀的分析」。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當時人在香港的反鄉土派詩人余光中跟著發文〈狼來了〉，文中將鄉土文學等同於「工農兵文學」，並說明此種文類的政治背景為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特別強調的文學功能。當作者以威脅口氣在該文結語寫下：「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文學之火顯然已轉變為政治之火。職是之故，此文後來被視為論戰氛圍轉向政治肅殺的代表作。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特地召開「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會中決議全面反擊鄉土文學的觀點，之後寫手們即開始密集於官方相關媒體上發文批判鄉土文學。根據郭紀舟引述的資料：「光在第二次文藝座談會前後從五月[1]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一個月的文章量，達四十一篇之多。……這種短時間內大量而集體的動員，幾乎所有黨部刊物、主流媒體均被動員參戰。」面對黨政媒體的強大火力，以《夏潮》雜誌為論戰基地的鄉土派漸趨下勢。在既無政治資源為後盾、也無廣大媒體提供戰場，加上政治肅殺一觸即發的壓力下，鄉土派戰將在論戰高峰時，除了要迎戰如雪片般不斷落下的批評和攻擊文章，同時也還必須爭取盟友尋求庇護，避免隨之而來的政治迫害。在此情勢下，以《夏潮》雜誌為基地的鄉土派成員開始與民族主義者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結盟。
《中華雜誌》發刊於一九六三年，由時任立法委員的胡秋原所創。胡秋原（一九一○─二○○四）是中國近代史上備受爭議的知識份子。他於年輕時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在日期間適逢日共風潮興起，因此胡氏曾深入研讀馬克思理論，並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後因目睹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暴力專政，讓他重新思考馬克思理論在不同區域和不同社會條件下的限制與誤用。在他為《鄉土文學討論集》所寫的序言〈中國人立場之復歸〉一文中，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西方自由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有很清晰的闡明。胡氏認為，不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第三世界的主體性，因此不可能建立在上述兩者的基礎上，而必須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據此胡氏主張，第三世界在經濟上應採行「民族的資本主義」，包括發展國家資本與一切國民的資本；在政治上則應實施「民主法治」，以避免官僚資本與政治寄生資本主義。但二戰後美蘇霸權所打造的冷戰格局，導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被迫附從於帝國羽翼，形成長期的不對等依賴關係。所以胡氏既反帝、反資，但也反共，終其一生以反西化為職志。對於戰後美蘇帝國的認識，胡氏主張應以第三世界境內的民族主義作為抵抗美蘇霸權的武器，例如中國民族主義。
鄉土派所標舉的反帝國主義、反西方資本主義、反分離主義（台灣與中國分離），以及立足於民族主義、第三世界位置的訴求，皆與胡秋原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當鄉土派成員求助於他時，胡氏也欣然相挺，並於同年九月在《中華雜誌》上發文〈談「人性」與「鄉土」之類〉，將雙方文章以上下排比的形式，一一駁斥余光中和彭歌對鄉土派所發動的攻擊論點。在國民黨內擁有一定地位的胡秋原，其發言隨即引發效應，幾位德高望重的知識份子，例如當時任教於香港新亞書院的徐復觀，以及政治作戰學校教授任卓宣都紛紛發言相挺。尤其是後者，在受訪時表示，鄉土文學等同三民主義文學，有意為遭受政治壓力的鄉土派護航。根據出版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上所收錄的文章做統計，從一九七七年九月胡氏文章發表後，到論戰硝煙漸散的一九七八年3月，短短半年間，刊登在《中華雜誌》上駁斥反鄉土派的文章計有十六篇。
胡秋原等人加入後，戰局隨之變化，但雙方仍僵持不下。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十九兩日，由軍方出面召開「國軍文藝大會」，有意平息這場戰火。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出席發言，將鄉土文學擴大定調為「國家之愛、民族之愛」，並呼籲作家們要團結起來愛護鄉土、愛護民族、愛護國家，一場以鄉土文學為名的意識形態鬥爭才終於和平落幕。
二、「鄉土文學論戰」時代背景
發生在七○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既是以文學之名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自然會涉及當時的政治主張的衝突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下文中筆者將從三個向度來說明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的時代背景。
（一）政治因素
一九七○年代台灣在外交關係上發生劇烈變動。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美日雙方私下達成協議，美國準備在一九七二年將二戰期間所佔領的琉球列島交還日本，其中包含原本屬於中國版圖的釣魚台，此舉引起台灣島內知識份子及海外留學生的不滿。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以「反對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強權、內爭主權」等訴求發起抗議行動，美國其他學校的台灣留學生隨之群起響應，形成日後稱之為「保釣運動」的風潮。
伴隨著保釣運動的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日益在國際關係中獲得相對於中華民國的優勢。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一員、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京、同年九月日本政府宣布與中華民國解除外交關係。釣魚台事件以及緊接而來的外交挫敗，刺激海內外知識份子反思依附強權下的民族危機，並由此重新定位國家／族認同，以及重新看待台灣這塊土地。這段歷史過程與日後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與發展有著緊密關係。
首先是保釣運動中的社會主義意識。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台事件所激起的愛國心和民族主義，是保釣運動的外顯情緒，其反帝國主義主張不必然涉及意識形態的對峙，但卻也讓部分知識份子質疑戰後主導台灣的美國價值。真正被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派所承繼的是反帝、反資的主張。這條早在保釣運動前即已形成的社會主義意識，不僅在釣運中被提出，同時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中重要的主張。
其次是保釣運動所打開的社會意識。戰後台灣歷經228事變與白色恐怖等政治肅殺事件後，社會大眾普遍瀰漫著不問政事、獨善其身的心態。但保釣運動與外交危機卻喚醒台灣民眾，尤其是在校青年的社會意識與社會責任，「走出校園、走入社會」口號成為當時知識青年關懷社會的行動方針。其中影響較為深遠且廣為傳播的社會行動，是由台大學生團體所發起的「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他們號召有志之士成立社會服務團，並將團員分成農村、貧民、警民、勞工及地方選舉等五組。他們「走出校園、走入社會」，通過服務人民的方式發掘社會問題。這場運動不僅聯繫起了青年菁英與社會民眾的關係，同時也開展了他們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
反帝反美的民族主義與關懷地方的社會意識，既是保釣運動的訴求，同時也是之後鄉土文學作品的主要內涵。然而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前者被反鄉土派指控有附共嫌疑，後者則被反鄉土派批評為狹隘的地方主義意識，論戰因此而生。
（二）經濟因素
鄉土派論者將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定性為殖民地經濟，也就是第三世界經濟。根據胡秋原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受訪時的表述：「第三世界雖在政治上獨立，但經濟上沒有獨立，所謂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可以指資本主義的美國、西歐、日本和社會主義的俄國，他們用軍經援助、政治控制或技術合作口號競爭和剝削第三世界。」胡氏所提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正是鄉土派建構論述時的核心概念，也是鄉土派文學作品的表述特徵。在鄉土派眼中，美日兩國即是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主要代表。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首先是美援（一九五三─一九六三）時期的修復經濟和穩定經濟，國民政府在修復和穩定經濟的同時，也展開一系列的經濟計劃，包括1960年頒布的「獎勵投資條例」，並於隔年實施第三次經濟建設計畫。1966年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於高雄市設立，一九六九年高雄地區的楠梓加工出口區設立，1971年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設立。十年間，台灣以每年平均近8%的經濟成長率，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在獎勵投資與廉價勞動力的雙重誘因下，60年代後半外國資本開始大量湧進台灣，許多因低工資、高密度勞動力的外國產業，紛紛轉進環評限制寬鬆、投資稅制優惠的投資樂園－台灣－設立廠區，而美國和日本即是其中排名一、二的兩大投資國。
鄉土派作家與論述者所反映和抨擊的對象，即是這個由國民黨政權與跨國資本所形成的「黨國－資本」體系，他們指出該體系的巨大獲利就是以剝削勞工、犧牲農民以及破壞環境為代價。深受鄉土派推崇的兩篇小說，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一九七三），以及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一九七三），就是以跨國企業的買辦經濟為背景，書寫殖民地經濟下人的扭曲與卑微。論戰發生前一年鄉土派的發表基地－《夏潮》雜誌，已經出現關心勞工權益的文章，如一九七六年九月由王杏慶所書寫的〈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利問題－一種嘗試性的分析〉。論戰發生前後，《夏潮》雜誌開始大量刊登與工人相關的小說和報導，如〈三合礦工無家可歸〉、〈從光華衛生毛巾洗染場童工事件－再談童工問題〉、〈鐵路工人的悲歌〉、〈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等。工人作家楊青矗甚至提出「工人有其廠」的想法，並將此想法發表在《夏潮》雜誌上。
反鄉土派無法接受鄉土派將台灣經濟定性為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他們認為鄉土派是假「社會意識」和「關懷大眾」為名，刻意渲染社會內部矛盾、鼓吹階級仇恨。反鄉土派甚至質疑鄉土派的背後動機，並進一步指陳中共的海外宣傳，通常是以貧富差距、外來投資和廉價勞工等來擴大階級問題，暗指鄉土派以經濟為名行階級鬥爭之實。這個指控正是這場論戰的核心爆點。
（三）文化因素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一個月後美國軍隊退居38度線以南，並持續與中國激戰至一九五三年，在雙方火力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才於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簽訂合約，以38度線為界。韓戰的失敗讓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實力，決定調整遠東戰略計畫，將中國從對蘇戰略版圖中獨立出來，且將其擺在遠東政策的核心位置。為防止共產思想東擴，美國北從日本南至菲律賓形成一個太平洋西側的環形反共島鏈，台灣因位於島鏈中間，地位相形重要。
關於美國與台灣的戰後關係，尤其是在文化向度上，台灣歷史學者趙綺娜在其論文〈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一九七○）〉中有如下表示：「美國雖然以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為主，然而，台灣對於美國經濟、軍事上的依賴，亦延伸到教育、衛生與文化等層面。美國試圖說服盟國的人民：美國制度、文化要比共產制度優越。只有美國文化爭取到海外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思想宣傳，保持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因此，向海外推銷美國文化是對抗共產集團的另一個冷戰戰略。」
為了執行這項遠東文化戰略，直屬總統府管轄的美國新聞總署於1953年成立，並在遠東各地成立美國新聞處（美新處）分支機構，執行各項文化教育和傳播工作。遠東地區除了台灣，還有韓國、泰國、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在台地區分別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嘉義和屏東等六個城市設置美新處，但由台北地區統籌指揮。美新處的文化宣傳政策以新世代菁英為對象，因此美新處的設址幾乎都位於重點高中附近，例如台北市的建國高中、台南市的台南一中。
根據社會學者王梅香（二○一五）的研究，台北的美新處處長辦公室下設新聞組、文化組、節目組、管理組及預算組等部門。這些部門分別執行雜誌書籍出版、翻譯美國文學作品、安排雙邊交流參訪、策畫演出展覽，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獎學金鼓勵台人前往美國觀光或進修。台灣文學研究者陳建忠（二○一二）將美新處的建制視為「美援文藝體制」，並將此體制稱之為「軟性體制」，以區隔國民黨政權所實施的「剛性」文藝體制。此兩個文藝體制主宰了戰後台灣文藝走向，一直要到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後才真正產生質和量上變化。
挑戰上述兩個文藝體制的靈魂人物是作家陳映真。陳氏的左翼啟蒙始於魯迅的小說《吶喊》，高中時期曾參與「劉自然事件」[2]的抗議行動，大學時期在《筆匯》雜誌上發表第一篇具有社會意識的文學作品〈麵攤〉，之後也有多部作品發表於當時引領現代主義風潮的兩份雜誌：《現代文學》與《劇場》。在發表這些作品的同時，陳氏的社會主義意識也同步發展。陳氏對上述兩個文藝體制，尤其是美新處所傳遞的現代主義價值的批判，始於一九六五年底在《劇場》雜誌上發表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一文。
一九六六年陳映真與尉天驄等一群不滿現代主義風潮的友人，創辦了《文學季刊》，該刊物以關心現實、本土創作為發刊理念，陳氏在該刊物中陸續發表了〈唐倩的喜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六月裡的玫瑰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等批判現代主義與美國價值的短篇小說，以及兩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最牢固的磐石：理想主義的貧乏和貧乏的理想主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知識人的偏執〉（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五月陳氏在白色恐怖的體制下因思想入罪，判刑十年，後因蔣介石過世特赦減刑，於一九七五年出獄。
陳氏入獄後，文壇交鋒暫歸沉寂。二年後，保釣運動風潮再度啟動對上述兩個文藝體制的批判。一九七二年二月開始，關傑明與唐文標兩位香港僑生（唐氏在美留學期間參與釣運甚深），前後在主流媒體《中國時報》發表了對現代詩的批判，並掀起一場小規模的「現代詩論戰」。論戰中，唐氏批判台灣現代詩是美國資本主義依賴體系中的一環、是文化買辦下的產物。
一九七三年八月《文學季刊》復刊並更名為《文季》，承續《文學季刊》批判現代主義中無根、耽溺、自我、蒼白、虛無、晦澀等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且呼應唐氏主張文學創作應建基於社會性、民族性的論調，在僅發刊三期的雜誌中，刊登了日後鄉土派大力推崇的文學作品：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的〈望你早歸〉、王拓的〈廟〉等，並著手發掘與整理日據時期的反抗文學作品。從「現代詩論戰」到《文季》雜誌，為鄉土派論者儲備了飽含「民族的」、「鄉土的」以及「現實的」的論述資源，也為三年後的鄉土文學論戰提供反擊的彈藥。
創刊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夏潮》雜誌，是由台大醫學院學生所辦，第四期以後轉由蘇慶黎接任總編輯。蘇氏有意將該雜誌改造成一份以社會主義為取向的刊物，因此力邀剛出獄的陳映真共襄盛舉。這份雜誌標舉著「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的旗幟，在蘇慶黎與陳映真的號召下，集結了《文學季刊》、《文季》同仁中的有志之士，以及現代詩論戰中的唐文標，全面挑戰上述兩個文藝體制：國民黨的剛性體制和美國的軟性體制，一年後終於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論戰後的台灣文藝風潮，也從「反共八股」、現代主義，轉向與社會現實、政治改革密切結合的現實主義文藝。
三、「鄉土文學論戰」選文說明
本書原初的編輯構想，不僅希望能呈現論戰雙方的文章以及之後四十年針對論戰反思的文章，同時也希望能呈現鄉土派一方關於民族意識的分歧。然而，由於編輯小組未能取得反鄉土派作者的同意轉譯，因此本書只能收錄鄉土派一方的文章。另一方面，論戰中的鄉土派一方關於民族意識則出現了雙重矛盾，第一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簡單的說就是反共與不反共的矛盾；第二重是中國與台灣的矛盾，尤其是第二重矛盾，於論戰結束後不斷擴大，成為今日台灣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課題因本書焦點在於鄉土文學論戰，在篇幅限制下無法充分展開，希望將來有機會針對此一議題另編他書以饗讀者。本書結構分成三個單元：脈絡、論戰與反思，分述如下。
第一單元：脈絡
此單元收文兩篇，第一篇為郭松棻作品〈談談台灣的文學〉、第二篇為胡秋原作品〈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驄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先簡述收錄第二篇文章且安排於此單元的理由。從篇名即可理解此文是專為討論集一書而寫，但胡氏卻從民國初年發生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運動」談起，說明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知識份子選擇西化運動為救國圖存之道的限制與弊病，進而肯定鄉土文學運動立基於「民族主義」的傾向。選錄胡氏文章意在提供讀者兩個視野：其一，發生於七○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因西潮衝擊而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間的承續與斷裂關係。其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抵西方（de-westernization）思考。不僅反帝同時也反共，在反帝的向度上與鄉土派結盟，但卻在反共的向度上與鄉土派分流，只是在當時政治的高壓下，民族主義成為讓反共主張和階級意識濃厚的現實主義文藝得以結盟的共同基礎。
脈絡單元的第二篇文章〈談談台灣的文學〉，作者為郭松棻。此文於一九七四年以筆名羅隆邁發表於香港《抖擻》雜誌的創刊號。二○○六年人間出版社將該文收進《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左翼傳統的復歸》一書，作者署名郭松棻。
〈談談台灣的文學〉發表時間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編輯小組之所以將此文收進本書中，且作為論戰的起首文，原因有二：其一，此文觀點為鄉土派的論述基礎；其二，此文作者與鄉土派所形成的跨域左翼社群網絡，將海外的保釣之火延燒到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曾為文說明兩者的關係：「釣運中評論台灣當代文學，評論『鄉土文學』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裝上場，直接成為王拓的『殖民經濟』論、現代主義批判論、現實主義文學論、參與了鄉土文學論爭者，只有羅隆邁的文章可以證明釣運對鄉土文學論爭的直接影響。」
台灣文學研究者簡義明在其書寫的〈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一文中，以第三地概念說明〈談談台灣的文學〉的生產背景，以及與台灣左翼社群發動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的共振效應。簡氏在文中表示，郭松棻因參與保釣並接受中國政府聘用進入聯合國工作，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也無法在台發表文章，因此「只好選擇在當時所有華人地區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發表」。香港即是簡氏所論的第三地。第三地概念對於理解台灣戰後左翼文藝運動至為重要，因為戰後台灣在歷經過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殺後，基本上與左翼相關的傳播與傳承幾近斷絕。六○年代中期從台灣本土自行發展起來的左翼社群，其思想資源有部分即是來自境外的第三地，例如日本、香港及美國等地。
綜言之，〈談談台灣的文學〉一文，不僅提供讀者理解鄉土文學的基礎論點，同時也提供讀者理解鄉土派社群與第三地的共振網絡，以利讀者將鄉土文學運動放進更寬廣的視野中進行理解。
第二單元：論戰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文章，在論戰發生後兩年間，有兩本選集在台出版。第一本由彭品光主編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出版於一九七七年十月，書中共收集七十六篇文章。此書官方色彩濃厚，選文目的顯然意在打壓鄉土派，因此不列為選文材料。第二本《鄉土文學討論集》則出版於隔年四月，由鄉土派作家尉天驄擔任主編，全書共八百五十頁，從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二月，共收文七十五篇。該書根據論戰文章的性質分成四輯、三附錄以及二篇特別轉載，每輯收錄鄉土派作品，但其後附錄則是反鄉土派的作品，此單元所收錄的文章即是以《鄉土文學討論集》為選文來源。
此單元收進六位作者七篇文章，其中許南村為陳映真筆名，其中六篇文章取材自《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尉天驄的文章〈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於一九七七年七月發表於《中國論壇》第八期，隔年改以篇名〈我們社會和民族教育精神〉收進由其主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一書。此單元選取的鄉土派論戰文章，意在呈現鄉土派一方的兩個辯詰，其一是對「鄉土」指稱的辯詰；其二是關於中國與台灣兩種民族主義的辯詰。
關於鄉土一詞的辯詰，首先是論戰期間一再被提及的兩位作家：黃春明和王禎和，不接受他們的作品被歸為「鄉土」文學。鄉土派作家與論者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也將階級意識從鄉土文學概念中提煉出來，強調文學的功能與價值是為現實中的底層民眾服務。以南亭為筆名的王杏慶，其文呼應了胡秋原對於中國近代新文學運動的考察，但以台灣的反殖文學為論述主軸，並宣告鄉土文學已死，因為鄉土概念在運動過程中，早已被更大的潮流－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吸入腹中。
再者，關於中國與台灣兩個民族主義的辯詰。本書收文中由作家葉石濤所寫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台灣的特性和中國的普遍性〉一文，雖然是將台灣文學史放在中國文學史的大框架中論述，但著眼於一六○四年荷人入侵至日本據台的歷史經驗，由此強調台灣文學中反帝、反封建的特殊性。此文發表後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隨即發文〈鄉土文學的盲點〉，指陳葉文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議論」，意圖將「台灣人意識」推演至「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
從後續發展可以得知，當時關於鄉土一詞的辯詰，在進入八○年代中期以後的爭論重點，已經不是「鄉土」的內涵及其與現實主義文學的關係，而是與第二個辯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鄉土」指向何方、指向何地。本書的第三個單元雖名為反思，但在未能收錄反鄉土派作品的情況下，無法同時呈現論戰雙方的作品，而是聚焦於「鄉土」意象經歷多重演繹後的歷史轉化。
第三單元：反思
反思單元選文六篇，包含三個議題：鄉土與反殖／帝、鄉土與本土、鄉土與第三世界。首篇是施淑的文章〈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該文首刊於一九九七年《聯合文學》雜誌，隔年收進《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人間出版社）。此文以發生在一九三○年前後的「鄉土文學論戰」為主軸，闡述台灣文學界關於鄉土觀念的發生，實來自於日本殖民經驗造成現實世界的破裂，因此鄉土一詞已內含族群認同與在地主體的成分，表現為第三世界的臺灣文學。但在後續因應戰爭需要所提出的殖民政策下，鄉土文學凸顯了地方的特殊風貌，卻失落了主體精神。收錄此文意在提供讀者理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縱深，鄉土一詞之所以能有多重演繹的空間，正因其反映了台灣自身的歷史演變。
以施淑的文章起頭，旨在帶出以下三篇文章：林載爵的〈本土之前的鄉土〉，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的「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後收於《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一書。接著是呂正惠在不同時期書寫但卻相互關連的兩篇文章〈鄉土文學中的「鄉土」〉及〈鄉土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前者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刊的《聯合文學》雜誌，後者發表於二○一二年四月出刊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十五卷二期，此兩文後收錄於呂正惠專書《台灣文學研究反省錄》（二○一四）。此三篇文章提供讀者進一步理解「鄉土」概念，以及其內涵如何在論戰結束後繼續被申論闡發。
收錄晏山農的〈鄉土論述的中國情結－鄉土文學論戰與「夏潮」〉，以及彭瑞金的〈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則是試圖提供讀者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其他視角。前者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十月由「春風文教基金會」與官方文化部門共同舉辦的「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研討會上。此文以鄉土派作戰基地《夏潮》雜誌之流變為論述核心，提出鄉土文學論戰的核心價值正在於第三世界觀點。然而在一九八○年代後，不論是強調本土意識的獨派，或是將統一置於人民和土地的需求之上的統派，都刻意遺忘第三世界這個重要資產，由此使得鄉土文學論戰的批判精神隨之失落。
彭文於二○○六年二月十五日發表於網站[3]上。此文相當簡短，與其說是論述，不如說是抒情。七○年代，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發生巨大變化，論戰期間被陳映真質疑有台灣意識或分離意識的葉文，在論戰結束後快速發酵，鄉土意識轉化成台灣意識，發展出另一種鄉土敘述，其中與七○年代鄉土派共享日據時期的「鄉土」資源，成為臺灣意識的敘述源頭。此時「鄉土」想像發展出有別於三○年代和七○年代的內涵，由「鄉土」而來的國族認同、統獨論爭，成為八○年代至今台灣境內的主要矛盾，收錄彭文即意在呈現台灣意識主張者的情感內涵。
代結語：為何重提「鄉土文學論戰」
論戰結束後，每隔十年，鄉土派一方或承繼者都會以各種形式再現和再詮釋這場論戰。只是自解嚴之後，重提論戰時所設定的對手，已經從對現實主義立場抱持反對態度者，轉換為堅持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文論。由此，「鄉土」隨著台灣政治演變發展出兩條迥異的敘述軸線，第一條是將「鄉土」聯繫上中國百多年來反帝國、反壓迫的革命史觀；第二條則是將「鄉土」聯繫上台灣近百年反殖民、反壓迫的反抗史觀，這兩條史觀所形成的衝突，構成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
其次，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進一步介入東北亞經濟與軍事事務，台韓兩地在共同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又共同經歷了美國的新帝國主義經驗。從專制統治到經濟依賴，台韓兩地的社會性質及其發展，有諸多相互參照的可能。鄉土文學之所以可以形成論戰，正是在反殖、反帝的基礎上開展出來，同樣受制。
* 感謝施淑、王智明、徐秀慧、任佑卿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然而因為個人的時間能力，未能將所建議修改意見都妥善呈現。若有任何疏漏或理解上的錯誤，其責在於作者。
[1] 此處應為八月，所以有可能是該文作者筆誤。
[2] 劉自然事件，又稱五二四事件。1957年3月20日，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學員劉自然遭槍擊斃命，肇事者為駐台美軍上士Robert G Reynolds。但Robert受審時表示因劉偷看其妻洗澡才開槍。兩個月後美軍法庭宣判Robert為誤殺無罪釋放。此舉引起國內軒然大波，大批民眾包圍美新處及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陳映真在校獲知訊息後，隨即與同學製作抗議標題前往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3] https://www.ptt.cc/man/Taiwanlit/D623/M.1151296228.A.DD0.html
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
目錄 |
前言 潘毅
上篇 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沈原
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僱傭關係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克思的視角 孟捷、李怡樂
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潘毅、任焰
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 郭于華、黃斌歡
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 盧暉臨、潘毅
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 任焰、潘毅
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勞動法規的歷史演變與當前的非正規經濟 黃宗智
中篇 從半無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辯證歷程
在當前中國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裡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潘毅
傷殘農民工：無法被賦權的群體 鄭廣懷
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制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 潘毅、張慧鵬、盧暉臨
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制為例 潘毅、許怡
中國服務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以星級飯店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為例的研究 佟新
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產政體個案研究 何明潔
下篇 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中國現階段罷工的性質、原因與政策建議 張銜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 郭于華、沈原、潘毅、盧暉臨
實用主義團結：基於珠三角新工人集體行動案例的分析 汪建華
告別「i 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 邱林川
前言 |
潘毅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 心。中國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了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面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複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自殺式地反抗之餘，富士康蘋果生產線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裡〉的詩，他們用吶喊的方式表達了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 ／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地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裡〉（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電子生產組裝企業，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家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2 年其出口額高達1,295 億美元，2013 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五百強第三十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了中國在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工作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產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路和未來。
一、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弔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台為標誌，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許寶強、汪暉，2001：9-10）。
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象，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菁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對計畫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產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了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菁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菁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踏上了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裡，他們接受了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回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全面的控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制，只能滋養懶人，計畫經濟體制被認為過於僵化，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只有市場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家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弔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家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很快耗盡，包產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工作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工作力」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才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工作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八○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九○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工作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累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面大量農村工作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面國家依然維持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出「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分。「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分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了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了產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表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了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產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工作力即農民工替代了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了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家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地產商的財富神話同幾千萬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二、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今天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 世紀的英國，20 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農村工作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分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扎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資本積累和工作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產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另一方面使勞動者以僱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農民工問題的出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產物。直面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釐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作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產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表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儘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產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產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分，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表現的，他們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並因此喪失了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國家保留了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國家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合法身分，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工作力再生產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只占他們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分，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分，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裡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間。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三、無產階級化與馬克思
馬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資本論》裡，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訂立了平等的契約關係（查克拉巴蒂，2005）。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業化伴隨著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因為制度性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迴避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係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勞動從屬於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分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於國家和體制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出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分、階級地位形成的複雜過程。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工作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分，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裡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分，國家在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分變得模糊起來。回到馬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一方面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產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產生了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分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新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馬克思《資本論》中詳細描述英國工人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材料基本上來自於英國政府的檔案，其中有關早期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材料更是直接來自於隸屬英國政府的工廠觀察員的報告。當時的英國政府出於為資本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考慮，通過各種措施試圖限制資本的過度剝削，而今天的中國，國家對勞工狀況的關注和調查遠遠比不上19世紀的英國。國家體制更進一步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分，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分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給他們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身分政治。
四、市場、商品化與社會保護
馬克思從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去理解資本主義體系，他重點闡述的是資本的運作邏輯。與馬克思不同，波蘭尼（Karl Polanyi）從市場的擴張和社會的自我保護來理解18 世紀以來的人類歷史（波蘭尼，2007）。對於起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及其劇烈的社會變遷，自由主義思想家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理論，這種理論的核心信念在於，市場能夠自我調節，實現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會對市場造成不良後果。在波蘭尼看來，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自我調節市場並沒有給人類創造更大的自由與幸福，反而導致人類社會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自我調節市場的惡果。
蘭尼主要的理論貢獻在於提出了「雙重運動」。他認為市場從來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場總是嵌入（embedded）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控制，只是晚近兩、三百年以來，市場逐漸擺脫了社會的控制並不斷擴張，試圖把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工作力、土地與貨幣─都商品化，這就是波蘭尼「大轉型」的含義。波蘭尼認為自由主義者所設想的自我調節市場完全是一個烏托邦，想要創造一個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就必須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進行徹底的商品化，而這必然導致毀滅性的後果。在波蘭尼看來，工作力從來就不是商品，它被當成商品只能是虛構的商品。市場將工作力商品化的趨勢遇到社會的自我保護。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擴張都遭到社會的反抗，這種保護性的反向運動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抗，而是包括所有的社會階層，國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國，市場化一路高歌猛進，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就是一個市場不斷擴張的過程。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已經控制了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但中國社會出現的反向運動並沒有像波蘭尼所說的那樣強有力，沒有能夠阻止鐘擺繼續擺向極端。波蘭尼認為國家是社會保護的重要力量，但中國的市場化恰恰是在體制的推動下進行的。一方面國家菁英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用強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場化，另一方面，國家為了化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制訂出各種各樣的法律和制度去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國家同時承擔了雙重角色，而這兩種角色是相互衝突的，沒有辦法協調，其結果就是：國家在勞動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護力度上甚至超過很多發達國家，但這些法律和制度卻都被嚴重架空，成為一紙空文。這種相互衝突的國家角色，無疑是患上了一場精神分裂症，一方面為工人階級製造提供勞動保護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斷讓打工者對國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化改革能夠催生出一個市民社會，帶給中國社會更多的自由空間。市場化改革確實為中國造就了一個城市中產階級，但是我們卻並沒有發現中產階級能夠像波蘭尼所設想的那樣和工人階級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去對抗資本，進行一場社會保護的反向運動。反之，城市的中產階級，站在現代文明的高度上，通過過度的消費，與資本分享著農民工的剩餘勞動價值。他們在現階段所提倡的環保運動，也沒有打算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進行一場跨階級的反商品化運動。
近些年來，從民間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認為農民工的稱謂已經不合時宜。一些地方開始將農民工改稱「新市民」、「新公民」、「異地務工人員」等，這些嘗試即便不是完全沒有意義，最多也不過是出於善心的聊以自慰罷了。農民工問題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視的不是名稱，而是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的無權地位，這種無權地位一方面極大地便利了資本的積累，同時亦服務於城市化的進程，造成一種建立在資本擴張基礎上的城鄉不平等新格局。因此，問題的解決依賴於制度的改變，從根本上終結農民工的生產體制；唯有如此，廢除「農民工」的稱謂本身才具有意義。
另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蛋糕論」。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會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看到「共富」仍然遙不可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經不小，但同時基尼係數亦位居世界前列，農民工仍然賺取著排名世界倒數的微不足道的工資，顯然，「做大的蛋糕」並沒有做到人人有份。我們認為，做蛋糕的方式決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當下這種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導致勞動者成為資本的附庸，淪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工具；勞動者的主體性地位不復存在，利潤的獲取以壓低勞動者所得為代價，貧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權力的資本化和資本的權力化結合，使得勞動者既無權參與決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無權決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決定了後者。因此，歸根結柢分配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生產方式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則在於改變「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勞動者參與生產決策的權利得到保障，一種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確立。因而，如何走出中國目前的發展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的社會矛盾，關鍵是在反思整個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從根本上調整勞動關係，解決廣大勞動者的出路問題，重新賦予其主體性的地位。
五、工人力量與階級形成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20 世紀中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麼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麼遲遲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麼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在馬克思那裡，雖然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但是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是預定的，「自在」到「自為」的轉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帶來階級結構的簡單化和尖銳的階級對立：「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預言的革命還沒有來臨，相反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後走向相對繁榮和穩定的通道，為了彌合西方現實社會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鴻溝，「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製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盧卡奇，1999）。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分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行動了（Laclau and Mouffe, 1985）。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注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Wright, 2000）。
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支配性地位。也正因為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係、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產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於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當然。如此看來，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面過分誇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後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此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裡製造了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捲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單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否存在於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於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民工教育水準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的背後的剝削關係。
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主張只有將處於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製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係的體現，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階級衝突的普遍議題，而且是要特別地關注一個處於後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於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的實質性變革。
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弔詭的是我們卻正在中國真實地面對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的艱難誕生的歷程。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在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或扭曲或壓制，在這個意義上，被投擲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中的兩億農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時」的意味，然而，他們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並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
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總是過於強大，工人相對來說處於弱勢地位。那麼工人的集體抗爭力量究竟在哪裡？懷特（Erik Olin Wright）詳細區分了工人階級力量的不同來源。他指出了兩種主要的力量來源，一種是「結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種是「結構力量」（structural power）。結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體組織的各種基礎。結構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經濟系統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議價能力（Wright, 2000: 962）。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為我們探尋工人階級抗爭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層框架。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對工人抗爭的研究需要我們走近具體的工人，探究他們所承載的具體的抗爭力量（裴宜理，2001：328）。
在當今的中國，新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爭管道，也沒有工會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援，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新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完整的工人身分，他們的身分認同徘徊於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動能力；其二，在許多行業中，分包勞動體制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生產任務完成之後，使得工人在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總是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並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不斷積累的鬥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去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去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麼事情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闆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闆就不拿你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
在生產線、工地上、在宿舍裡、在具體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剝削、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新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這首〈討薪之歌〉所揭示的，當工人辛辛苦苦勞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地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下去，但並沒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裡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於模糊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並擺脫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樣，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衝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工業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係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新工人在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不可迴避的階級對立和衝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筆者也要對這些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論向讀者說明。如同本書匿名評審的審查意見，此書眾多文章確與工人研究權威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對話。筆者深受布洛維的勞動過程理論啟發，同時感佩其多年來推動的公眾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之貢獻。
然而，在與布洛維在眾多場合的對話中，筆者也曾向其說明過其理論或也不能充分解釋當代中國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眾所皆知，布洛維著名的製造「共識」（consensus，台灣喚為「甘願」），強調工人與資本家（老闆）在勞動過程中完成的一種非預期、微妙的「合作」關係，因此，階級矛盾被此一關係巧妙地調停或瓦解。此一理論，不僅限於西方，在華文學界中亦廣受重視，包含他的眾多學生及追隨者，大量運用布洛維的理論，強調工人的屈從性（servitude）、認命，甚或添上新潮的「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概念，嚴厲質疑中國工人階級認同的可能性，甚或高呼後者階級集體運動的「不可能性」。在此「共識」的理論框限中，中國農民工發起的抗爭，皆被矮化為原子化、野貓式的徒然。
然而，受在前線運動者的經驗啟發，筆者與許多學者這幾年來的田野看見的是，在中國的現狀下，階級的對立與衝突卻是蓄勢待發。不斷興起的大小起工資、罷工等運動，在在說明了階級矛盾激發團結抗爭的可能性，雖然我們從不忽視國家以及資本控制的強度，但我們也更需質疑「共識」的理論，是否能夠有效解釋當代中國的階級矛盾？
筆者因此欲與台灣讀者共同學習，也許在象牙塔內的學術展演之外，布洛維推動的公共社會學更加具有意義，能夠「落地」觀察工人或其他底層階級的生命以及勞動過程，或能有更批判、有機的研究成果！
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有十七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改革以來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我們將這些文章分為了三篇，即上篇─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中篇─從半無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辯證歷程；下篇─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這些文章分別選自《開放時代》、《社會學研究》、《社會》、《文化縱橫》等刊物。
在此，我們向這些刊物及作者們一併致謝。同時我們也對三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台灣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總主編劉紀蕙教授、編輯郭佳、蘇淑芬、林郁瞱以及呂嘉鴻等人為出版這本書的心力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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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出版社：https://press.nycu.edu.tw/web/product/product_in.jsp?sub_id=DM1691121148337&pd_id=PD1690000000294
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 East Asian Literature Field: 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aiwan, Joseon, and Manchu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