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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1965後的台灣人力資本與台裔美國小說

2023-12-01

 

講者|Christopher T. Fan

記錄|鄭 頤(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及政治學系112級)

 

本場演講為文化研究中心「媒體地緣政治、數位治理和檔案未來」(Media Geopolitics, Digital Governance and Archival Futures)系列之一,該系列致力於研究媒體如何連結台灣及亞太地區,探討人力資本與社會性基礎設施發展的問題。

 

講者Christopher T. Fan現為UC Irvine in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的助理教授,將於明年春天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新書《Post-65 Taiwanese Human Capital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Novel》。內容講述當代亞裔美國小說作為一種階級表達,並著重於東北亞裔美國作家——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及其小說的描述。這些國家除了受日本殖民計畫影響,也落入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庇護之下,成為1965年移入的亞裔美國人之主要原籍國。此種移民中的優勢地位在1965年後以小說寫作和出版為職業的亞裔美國人中更為明顯,因而作為講者的研究主體。東北亞裔美國作家的小說,並不是為了排斥其他亞裔美國群體;而是試圖對亞裔美國作家的小說創作,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式的描述。

 

關於亞裔美國人的歷史和文化研究,傳統上都是在「種族」的標誌下進行的,從而使得亞裔美國作家的種族特徵轉移到了亞裔美國小說作品之上。種族和階級作為相互決定的因子,因此講者在探討「來自亞洲的作家意味著什麼?」不僅是一個關於種族的問題,也是一個關於階級形成的問題。

 

1965年10月3日Lyndon B Johnson將《移民和國際法》[1]簽署為法律,並於三年後生效,自此源於亞洲的移民數量激增25倍。歷史學家Madeline Hsu解釋道,美國移民政策從排斥原則轉向了經濟選擇原則,作為財政政策的一部分;Jennifer Lee和Min Zhou亦認為,這種政策方向的轉變使得1965年後的亞裔移民愈趨「超級選擇(hyper-selective)」 [2]特性,其教育程度比普通美國人來得高。

 

新自由主義日益增長的影響掩蓋了新形式的不平等和全球移民,這些現象使受過教育的精英在流動上享有特權。與其他移民群體相比,在STEM領域的專業人才中以亞裔移民為最。對於亞洲移民及其子女所展現的學術和專業成果,講者認為實際上是超選擇(hyper-selection)、第二代融合和職業集中背後的「經濟流動性幻想」。因應冷戰時期全球經濟關係的重組,美國公司透過擴大供應鏈、尋找更廉價的勞動力來應對利潤下降。此時出現的新興勞動力是美國冷戰、新帝國主義、東北亞迅速工業化、日本殖民主義教育和經濟遺產等,相互作用下的人力資本產品。

 

超過90%到美國習得專業的亞洲學生再也沒有回國,這種趨勢從1965年後一直持續到70和80年代。人才流失的問題在台灣和韓國尤其嚴重,當時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最有機會接觸到先進世界,並擁有複製其教育實踐的資源。但該類國家的大學畢業生接受STEM領域(取自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的首字縮寫,泛指與自然科學、數學、工程科學有關的學科領域)的栽培後,因國內沒有相關工作而離開家鄉。而中國和台灣的專業技術人士,在80和90年代搭建了連接矽谷和台灣的橋樑,現在正將其網絡擴展到中國的科技產業區域。講者在書中探討的大多為亞裔美國作家和小說被捲入這些人力資本流動軌道的狀態,這種人才循環一度在世界體系中處於一種既是亞帝國主義又是後殖民主義的狀態。

 

STEM領域的職業集中性(occupational concentration)幾乎影響了亞裔美國人的各個層面,並造就了以特定方式成為作家的亞裔美國人群體。講者提出,1965年後的亞裔美國作家經歷了某種雙重職業化的特殊性,他們通常具有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下稱PMC)[3] 的特徵。韓裔美國作家Chang-rae Lee在2017年的採訪中,描述了同代(1965後)亞裔美國作家的此種情形:「在一次作家會議上,我們周圍可能有二十個人,他們每個人都從一份非常專業、非常受人尊敬的工作開始,然後拋棄了一切,成為一名作家。」講者認為,PMC 尷尬的階級地位與亞裔美國人尷尬的種族化(radicalization)過程相互呼應,亦和1965年後的亞裔美國人作為制度生物——尤其是大學——而更尷尬的種族化(institutional creatures, of the university above all.)產生共鳴。從更嚴肅的角度來看,寫作和出版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PMC亞裔美國人對經濟和地位流動性於對立面的最終表達。

 

諸如Charles Yu所著《How to Live Safely 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Anna Yen的《Sophia of Silicon Valley》、Kathy Wang的《Imposter Syndrome》等作品,以輟學敘事或輟學主題為特色,對大學懷著一種抵抗的矛盾態度甚而延伸至矽谷科學園區中。講者認為這是一種獨特的動態,源自於PMC階級所深感的尷尬——階級和種族不平等之間存在一個線性關係,即種族差異會對於階級產生負面效應;然而,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種族和階級不平等之間的傳統關係是顛倒的,講者將其稱為反轉、反動(inversion)。亞裔美國小說的跨國轉變始於1990年代並持續至今,跨國界成為東北亞裔美國作家的興趣所在——1965後移民的孩子在亞洲的時刻不僅成為資本主義未來的象徵,也代表了1965後的亞裔美國人自己所創造的世界。

 

Funie Hsu、Brian Hioe和Wen Liu等台裔美國作家的小說探討了「中間性」(betweenness),講者認為其源於華裔美國人面對種族、階級地位與台灣本身的半普遍性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大部分台灣美國小說都是在過去25年中寫成,誠如文學史學家Min Hyoung Song所稱「the children of 1965」的範式,是個有標記意義的時代。講者提及,與台裔美國人本身尷尬的種族形態產生共鳴的,是台灣的地緣政治立場——它有著自我認知失調的情形。這個小國有著悠久且多次的殖民歷史,而台灣戰後的經濟成長使其於1970年代陷入半邊陲地位(semi-peripheral status)。半邊陲國家的一個典型特徵是與核心國家的利益、需求相一致,這在宏觀上反映了PMC的利益結構。台灣由於其小島的地位,一直在微不足道的標籤下掙扎。美國和日本造就了台灣的半邊陲性,以經濟發展為政策核心,導致太平洋一側的STEM專業人才過剩,而另一側則出現超選擇(hyper-selective)和職業集中(occupational concentration)的現象。換言之,台美PMC的半邊陲性是台美作家與台灣關係之間各個面向的辯證。因此,從台美作家本身的立場來看,台美小說的政治無意識,是由美、台、中關係所共同構成的。

 

在這些相互矛盾的敘事視野之間掙扎,台裔美國作家經常訴諸於時間性的深層結構,例如修正主義歷史、架空歷史和時間旅行。幾乎所有台美小說都使用跨文化、跨國術語的書名,並以回歸母國為敘事主題。台裔美國小說的回歸背景往往不是台灣,而是中國或亞洲其他地方——它被偏轉了,而偏轉的原因與台灣模糊的地緣政治地位有關,這種抽象式的回饋反映了台灣半邊緣地位的模糊性。資本的全球流通使得這些小說涉及對美國、中國、台灣情境猜想,以及台裔美籍人物的描繪。雖然種族在這些敘述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中的種族比喻通常與身分認同或文化差異無關,他們更關心種族與PMC階級身分間的互動關係——這是一種半邊陲性被忽視的方式。沿著這樣的思路,這些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在逐漸失去吸引力的台裔美國人種族身份,和模糊但象徵著資本的亞裔種族身份之間左右為難,而這種困境根源於日本、美國的跨帝國主義意識形態。

 

在演講後的問答環節,來自UC Berkeley東亞語言和文化專業的博士生,提出一個關於跨國幻想和向上流動間糾葛的問題。他想知道講者所說的種族反轉(racial inversion),是如何與美國當代文學中所欲優先探討的事項相吻合的?講者回答道他想說明的是一種受害者寫照,尤其是種族和階級所共構出的交叉矩陣(matrices)。種族反轉之所以搭上美國當代文學的浪潮,一因創傷敘事是美國出版商和文學經紀人對少數族裔作品的期望;二因美國人對種族和階級之間的一種規範性理解,被種族化意味著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下降。因此種族反轉對於種族認同至關重要,而文學和文化研究能夠為自身族裔發聲,甚而成為一個理想化的批判主題。

 


 

1.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Hart-Celler Act)

2. 根據“Hyper-selectivity, Racial Mobility, and the Remaking of Race” (2018) 解釋:“Hyper-selectivity refers to a dual positive selectivity in which im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an nonimmigrants in sending countries and the host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一詞由Barbara和John Ehrenreich於1977年提出,意指不擁有生產資本及方法的知識勞動受薪階級,通常包括擁有專業技能、學位或專業認證者,並在組織中擔任管理或監督職務。其在社會分工中的主要功能,可概括描述為資本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再生產。("salaried mental workers who do no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whose major function i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may be described broadly as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t culture and capitalist clas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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