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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執藝事以諫」:再追問「技術」──側記《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

2020-01-20

「工執藝事以諫」:再追問「技術」──側記《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
陳克倫
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2019年11月04日,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與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邀請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主辦《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系列講座之講者Bernard Stiegler與許煜蒞臨進行專題演講。

法國龐畢度中心研究與創新中心前主任Bernard Stiegler,對於台灣鑽研當代法國哲學的學者並不陌生,他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門生,其博士論文《時間與技術》以三冊成書,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技術哲學的考察出發,回顧探究歐洲文明對與「技術」的審思。

現任於德國威瑪包浩斯大學媒體學院的許煜長年與Stiegler合作,並從技術哲學問題探問現時「控制論」當道的思想課題。

Stiegler與許煜看似關注「技術」的研究論題,卻完全不是為了說明或提供某種更為符合當今「人類」所需的理性工具。Stiegler與許煜,前者曾任職於以當代藝術聞名海內外的龐畢度中心;後者則在專研新媒體藝術的包浩斯大學。事實上,無關乎職事之故,他們討論「技術」的介入點,或許來自於歐洲文明中,「技術」與「藝術」同源的思想資源。

Stiegler以〈技術張力、技術事實與技術多樣性〉為題,展開他在2018年出版的專書《負人類世》(The Neganthropocene)的主要概念。面對「技術」的審思,如同在本次演講中,Stiegler提到,他不是一個辯證論者,此處的「負」亦不同於歐陸哲學傳統的「否定性」(negativity)。Stiegler借用了「熵」(entropy),這個19世紀被用來衡量熱力學平衡與亂度的概念來討論「人類」與「技術」的現代性問題。

工業革命以來,蒸汽機與內燃機的實用,熱力學在19世紀的躍進在於實用現象的理論化闡明,抽象系統的假設為熱力學提供定律。「熵」作為其中計算亂度的概念開啟熱力學現代物理論題的基礎。Stiegler提到波茲曼(Ludwig Boltzmann)與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都奠定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熱力學計算與理論基礎。

不過,進入20世紀,乃至於走過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中葉,物理的理論性理解如同戰爭的實用一般,有了更為切身的詮釋。如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以「熵」概念出版唯一的生物學著作《何謂生命?》(1944),便指出,生命延續,或「負熵效應」(negentropy)作為某種外部系統挑戰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不斷增加亂度時,新的可能性得以出現。

Stiegler大量地引用二戰後初期海德格的論述,並發現其中隱含著「熵」的概念。他認為這並不意外,且正是在歷經人類高度發展技術且兩次殘酷世界大戰後期的反思。於是,有別於歐陸哲學傳統對於「運動」的辯證性設想,Stiegler引入「作功」的理論模型。如同,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在不受外力干擾的狀態下,其封閉系統在一切可作功的因素耗盡之後,將朝向最大「熵」狀態,高度混亂,且無法「作功」,走向消亡。在此理論模型中,最大「熵」狀態與「負熵」的介入,並不存在著肯定與否定的關係,「運動」的設想在於,介入無法「作功」的自滅狀態,使新的「作功」出現。而新的「作功」如何可能?這便是Stiegler的核心關切。

Stiegler大膽地利用「負熵效應」來延伸海德格的批判。特別是從海德格成文於1949年的《技術的追問》。海德格針對「現代技術」的論題,提出「座架」(Gestell/framing)的概念,也是海德格在大戰時期的重要關注。其中,海德格指出的「技術」問題,乃是某種被稱為「人類學」(anthropology)的技術。

事實上,在1938年課程演講的《世界圖像的時代》當中,海德格已質問,在西方哲學體系中,「現代」的主體觀念是什麼? 海德格發現,事實上,主體的根本問題、歷史問題沒有被提出,反而有一個特定的前題成為設立「主體」的基準(subjectum),一種為了解釋何為「人」的「人類學」使這個世界成為以「人」為基準/中心的投影。換言之,所謂的「主體」以此人類學的方式,借由人擺置的位置來定義世界,於是「世界圖像」亦是一種「人類學」圖像。十年之後,經由1947年《人道主義書信》對人的習性存在(ethos)的審思,以及經歷大戰的殘酷,《技術的追問》可以說是海德格對於現代性最為尖銳的批判。

如同Stiegler在演講中認為,《技術的追問》是海德格從大寫存有的歷史(history of Being)到小寫存在歷史(history of being)的「轉向」(turning)。他指出,海德格所論述的「現代技術」做為一種「座架」,是封閉性導向的人類中心,借由開採、使用且控制生態環境的一切,完成當今被稱為「人類世」(Anthropocene)之封閉性系統的「熵世」(entropocene)。

換言之,Stiegler以海德格「座架」的概念來說明所謂「人類世」作為最大「熵」,是不再有其他可能「作功」的狀況,邁向自我消耗,必然消亡。如同海德格的設問,Stiegler認為,倘若在物理學話語中,生命必然是某種面向消亡的最大「熵」狀態,那麼現今的「技術」就應該提出另一種朝向死亡之存在的介入。

對Stiegler來說,「負熵」或「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並非對「人類」的最大「熵」或「人類世」的否定,而是讓那些「尚未作功」的得以出現!

針對所謂「尚未作功」,Stiegler再次借用海德格的思路。當探問「現代技術」時,海德格以開採、使用且控制來說明一種物質世界或對象全然地被「揭露」的要求。Stiegler指出,「揭露」在海德格的術語中,借用了古希臘文對於「真理」(aletheia)的理解,亦即將被「遮蔽者帶出來」。不過,面對物質與對象,海德格也考察了另一個性質,亦即那些「遮蔽有待湧發者」(Ereignis)。

如同許多對於海德格話語的解碼,Stiegler也認為,對於「遮蔽有待湧發者」進行解蔽是「真理」的事業,但這樣的姿態卻不是事物對象生發的本質。解蔽的真理並非耗盡,而是面相那些尚未來到的遮蔽者。在理解海德格的《技術的追問》時,Stiegler指出,海德格對「現代技術」的批判或許正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是說,某種壟斷真理的絕對化,「有如某種計算與總結的霸權(hegemony),完全勦滅一切慾望的客體與無限衍生之對象!」Stiegler認為,這便是「技術」之「現代性」固著於某些目地的標準化與絕對化。從而,所謂「人類世」正是某種特定的封閉系統,一步步朝向最大「熵」的「盛墟」。

然而,Stiegler強調,問題不在於某種反「技術」、反「科技」的返樸歸真,而是直面「人類世」的「技術霸權」。

對Stiegler來說,倘若「技術」是某種打開物質、現象與對象的解蔽,也就是將Ereignis帶入「存在」的「揭露」或Aletheia,那麼我們就必須從「負熵」的介入來進一步思考「負人類世」。

於是,Stiegler回到技術的本質,也是歐陸哲學傳統中的另一個術語:Poiesis。這個曾被翻譯為「詩」,被柏拉圖驅逐,被亞里斯多德分析的「另類生產」,在Stiegler來說,那是「人類世」的外部系統:從不同時空中,揭露尚未出現之角落的「負熵」。也是,「執藝」之人(the operator of technique/art)堅持的「技術」。

Stiegler的立論並非否定「現代技術」。如同在Ereignis與Aletheia的悖論中,他強調某種藥理學(pharmacology)。Stiegler認為,從一切物質、現象與對象的生發中,「執藝者」(technician/artist)應當觀照(take care/cure)那些尚未顯露自身者,就如生物性「負熵」的介入,使無法「作功」者,可以「作功」。

因此,Stiegler反對的是「技術霸權」的既定觀念。相應地,以《智能的悖論》為題的演講中,許煜則強調「人工智能」之「器」的重新認識。

借用新儒學解讀新康德的論辯,許煜以牟宗三針對「直觀」的解讀,提出認識世界的不同視點。對照歐陸將「人」與「器」的主體與對象二分的「人類學」,許煜則認為,如此便無法理解人與萬物共變易之(mode of being with to the machine intelligence)認識。於是,許煜強調,面對當代,問題並不在於區分某種唯心的的主體認識與客觀的科學指認,而是思考探究某種主客共生的認識視點。

不過,當Stiegler認為,「執藝者」當以Poiesis作為外部,持續貢獻「負熵」時,他的「熵」、他所要抵抗的「人類世」中,「人」的設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只有一種單一的「人」嗎?這個世界如何成為現今的封閉系統?另類生產(Poiesis)如何發生?又是什麼樣時空的生產?當Stiegler引用薛丁格時,是否正忘了薛丁格的另一個質問正指向系統內外部視點之主觀位置的悖論?

問題會否是置身其中之系統與「技術」或「藝術」的時空關係呢?
 
《尚書》曾描繪一幕,每年孟春之時,治理者宣導政令,為官者相互規勸守法,然而,「工執藝事以諫」。執藝者何以進諫? 藝事而已! 如同Stiegler所謂Poiesis。但這次演講中,Stiegler大量引用《技術的追問》之際,似乎遺漏了海德格在該文出版的一年後,透過《藝術作品的本源》(1950)一文,以梵谷畫作中的農鞋,指出時間性與其所謂「大地」(Erde)的關係,進而導引出歷史性民族的本源──藝術與真理的海德格式申論。

Stiegler與許煜傾囊相授歐陸思想對於人之處境與物質世界的反思。然而,在這些概念中,兩位講者似乎無法回應術語的物質基礎:希臘人「真理」的悖論、薛丁格從熱力學的生命投射、海德格的納粹與戰爭反思……此凡種種如何體現哲人面對歷史問題的回應?

換言之,內部系統的複雜性是伴隨不同歷史階段與地緣空間的權力動態譜系。不同時代與地域所形構的不同世界與其認識觀點,存在著「技術/藝術」的創造性、批判性以及治理邏輯的標準化與絕對化。如同《尚書》倒是直白,面對進諫的「執藝者」時,《尚書》劃下底線:「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這是「負熵」的「藝術烏托邦」必須面對的「技術/藝術」與權力的根本「考驗」(ordeal)。「考驗」是Stiegler演講文稿反覆提及的場景,但或許也是遍歷思想術語,卻尚未遊藝的地帶。面對權力的「考驗」不僅是某個抽象「霸權」,而是歷史地緣的,是某些「詩人」與「生產者」深陷,甚或掙扎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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