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亞際社會迷你影展第三場-黑貓中隊

2020-12-03

【亞際社會迷你影展】
「《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放映會暨導演映後座談會」記錄

時間｜2020.11.18（三）13:30-17:30
地點｜交大人社二館人文電影館（326討論室）
講者｜楊佈新（導演）
主持｜楊子樵（交大社文所助理教授）
文字記錄｜蔡旻螢（交大社文所研究助理）

楊佈新導演影像經驗豐富，過去多拍攝MV與膾炙人心的偶像劇，而《疾風魅影——黑貓中隊》是楊導演的首部紀錄長片，耗時六年才完成。黑貓中隊是中華民國空軍第35中隊，受到美國CIA的訓練，負責執行冷戰期間的U2高空偵察機的飛行任務。楊子樵老師說道，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蔣中正與美方對於U2偵察機的飛行任務有不同想像。在這個想法差異的隙縫下，《黑貓中隊》正是以飛官們的生命經驗呈現一種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歷史觀點，讓觀眾看到政治角力下的飛行生命們如何在時代的縫隙下生存。

楊子樵老師首先提問是什麼促成了導演起心動念拍攝這部極具史料價值並且珍貴訪談紀錄的紀錄片。楊導演說道拍片動機與自己出生在冷戰對抗的年代相關，加上自己年輕時在戰爭氛圍濃厚的馬祖、金門前線服役了三年，這些經驗促使他思考戰爭當下人們為何而戰？也思索著兩岸對抗是否有戰事休止的一天？以及戰後多年的我們如何迎向真正的和平？這些問題在他退役時於心中發芽，他許下宏願，希望在五十歲時能拍攝一部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影片，後來在偶然的機遇下遇到一位黑貓教官，這才讓構思許久的「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最終以黑貓中隊的歷史契機與飛行員的生命故事為形式呈現。

《黑貓中隊》的史料貢獻甚大，導演花了許多心力搜集資料以及進行訪談，楊子樵老師提問在拍攝過程中是否有特殊的經驗可以分享。楊導演說道，黑貓中隊的資料貌似充足，但實地展開拍攝計畫時才發現相關資料十分分散且片段，難以架構出一個完整的敘事線。尤其，當初的任務型態多是極機密的特殊任務，不僅相關資料難以搜集，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戰後這些檔案多被銷毀，這個困境也是這個拍攝計畫曠日費時的原因之一。直到2016楊導演在美國遇到影片也現身的徐林先生，才為這部片增添空照史料的曙光。徐林是中國吉林人，當時在美國的國家檔案圖書館（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找尋黑貓中隊任務所攝下的空照圖。在沒有檢索系統的狀況下，他將這些空照圖以一己之力細細檢視，將他認為值得保留的照片轉為數位檔案，詳讀這些照片，只為了找出照片中的隱微不易見的白點，那是當時美軍陣營轟炸中國的炸點，這些繁複且枯燥的史料功夫是徐林逼近歷史的方法，呈現這批文獻成果也是楊佈新導演迫近歷史的路徑——究竟這些飛行員冒著生命危險所攝下的影像是為了什麼目的？又為戰爭帶來何種影響？

即便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只知道部分的拼圖，如徐林知道冷戰的中國，楊導演熟知冷戰的台灣，這批空照圖、偵航照就是說明這段歷史的實質證據。黑貓中隊的飛行員駕著U2所攝下的高空偵查照在間諜衛星問世前，是軍方所能拿到的最高度解析度的照片，是探測敵方陣營的軍事設施與武器部署的最佳利器。即便在衛星早已發射，人們習以使用衛星的衍生物——google map的現今，U2偵航機所帶來的軍事價值仍舊很高，是美國軍方仍在使用的機型。

接著楊子樵老師提到當時中華民國的空軍部署除了桃園的黑貓中隊之外，新竹也有黑蝙蝠中隊，黑蝙蝠與黑貓等空軍隊伍之間又是呈現什麼關係呢？楊導演回應，黑貓中隊負責七萬公呎的敵軍高空偵查，而黑蝙蝠中隊則是採危險性較高的低空飛行（容易受到敵方地面砲火擊落）以及空投物資。但是黑蝙蝠這種從二戰即開始發展的軍事物流形式（護送情報員到後方）到戰後就已經不敷使用，因此冷戰作為一種情報戰，此時的軍事工作主要是透過黑貓中隊這種高空偵查的形式進行。偵察任務以「搜集氣象情報」作為掩護，讓U2偵察機合理起飛，進行監聽各方軍事通訊以及搜集訊息參數。根據軍方內部人員指出，美國跟台灣在沒有邦交的狀況下，收集到一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據，解密任務落在台灣身上，因此台灣的空軍部門在冷戰局勢下扮演相當重要的偵查與解密任務。

社文所博士生Jonathan以自身的印尼經驗提問，冷戰時，台灣飛行員駕駛U2的飛行任務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之間呈現什麼關係？導演說道，U2在台灣共執行224個任務。U2對中國的飛行任務，大抵都是從桃園的黑貓中隊起飛，但少數對中國西北的任務，如蘭州，則從泰國起飛。又如台灣飛行任務也曾迫降在南韓、越南、海南島。1954年法越戰爭（1946-1954），台灣黑蝙蝠中隊直接駐越南協助戰事偵查等。尤其，印尼跟台灣在冷戰的關係十分特別，當時台灣政府所需的德國製魚雷就是透過印尼取得。再者，冷戰對峙，中華民國與美方也曾設想若兩岸真的開戰，戰略性地將菲律賓克拉克機場作為中華民國軍隊的備降機場，或者避難後援。因此冷戰時期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其實是相當密切。

現場同學接著提問，當飛行員任務中遭到中國軍隊擊落而被俘虜，俘虜囚禁時間居然長達數十年，這些遭到俘虜的飛官在中國的生存處境爲何呢？楊佈新導演說道，1949年後，國民政府遷台，兩岸在冷戰對峙時，仍以情報戰的方式短兵相接。因此中華民國的人民若遭到中共俘虜，可以選擇要留在中國或者回台灣。而多數人，如片中的兩位教官，就選擇回台灣；不料卻遭到中國政府俘虜多年。

中共留下這些飛官有其政治目的，當時台灣的飛行任務背後是美國CIA進行統籌，因此中國選擇等待「適當」時機釋放飛官，有其政治羞辱美方與中華民國的意圖。只是隨著中國境內政治動盪，如文革、改革下放等，政治環境的紛亂使得中共的政治核心人物無暇處理中華民國飛行員等問題。後來中共改革開放，釋放中華民國的飛行員俘虜其實是在試探台灣的政治底線，同時也是為了顯示政治友好，想回家的飛官卻等不到中華民國空軍部門的回應。如同影片中部分飛行員對於中華民國空軍的怨懟，其實正在回應、批判當政的蔣經國與處在軍事政治核心的五人小組採取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接納。消極的外交態度使得這群受俘虜的飛行員的生命故事成為戰爭與歷史縫隙的幽靈。

劉紀惠老師延續話題俘虜，她認為冷戰情治單位的分裂與軍方複雜的網絡關係也是造成飛行員成為政治下犧牲的原因之一。在CIA的冷戰軍事策略下，黑貓中隊不是東亞唯一執行飛行任務的部門，美國情報單位加上台灣的情報人員網絡在戰後各有分裂，軍系與情治單位的角力促使了歷史的難堪。劉老師也好奇，空軍在中國被俘虜的20年的生活景況大抵是如何？這在紀錄片中輕描淡寫地帶過，是否飛官的中國生活經驗會影響他們回到台灣時的身份認同？楊導演進一步補充俘虜大抵有五年在北京被軟禁，中華民國在五年內會先將其列為失蹤，再五年則列為殉職，如此一來台灣軍方才能發放撫卹金。但若進一步探查台灣軍方的處理方式其實是消極將俘虜們視為死亡名單，即便軍方大抵知曉戰俘們在中國倖存，以國家角度卻視其為叛變或投誠。該怎麼看這些為國家出任務的飛官在敵方領地倖存的歷史機緣？導演有些感慨，當國家衷心希望這些為國「犧牲」的人真的「犧牲」時，才使得老飛行員在鏡頭前流淚。

最後楊子樵老師追問，《黑貓中隊》部分地方採取了畫面重製，包含動畫與影像的設計，何以選擇紀錄片較少採用的再現方式？楊導演有些靦腆的說，畫面重制讓他在影展時受到不少嚴厲批評，但是這些重制畫面都是立基在飛行員的口述故事上，加上空軍僵化的編制與戰爭的急迫情境不太容易呈現受訪者情感與整體時代的感性。因此當他在訪談時，聽到葉常棣教官叨念著「當時結婚差18天就滿一週年」葉教官始料未及的是，那次的飛行任務卻使得他的生命旅程如此崎嶇又感傷。楊導演透過葉常棣教官時常哼唱的歌曲《感傷的旅程》（sentimental journey）以及重製結婚蛋糕與火球的影像，藉此暗示這些私密卻真實的情感。

紀錄片中暗藏的數字其實就是一個個犧牲的飛行生命。跑道上的數字05-23就是黑貓中隊當年出任務的0523跑道，當飛行員哼著歌曲、開著晚會，不是為了狂歡，而是面對同袍的喪亡後的自我調適，提醒自己——天亮後任務依舊。戰爭一日不止，糾纏對抗仍會持續，如同日前空軍演練再傳失事，回應著我們尚未終戰的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