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亞際社會迷你影展：鏡子或錘子——影像創作與社會事件的探索之旅

2020-12-04

亞際社會迷你影展：鏡子或錘子——影像創作與社會事件的探索之旅

導演：蔡崇隆
主持人：劉紀蕙
撰稿：李稚芸（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生）

亞際社會迷你影展系列係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辦，針對一系列不同形式的電影類型作品，藉此透過影像文本與鏡頭語言賦予的另一種視角，討論亞際社會中各地所存在的衝突與社會議題。本場邀請到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導演，放映《奇蹟背後》（Behind the Miracle）、《空氣男孩》（Kong Qi Nan Hai）、《九百公尺的距離》（900 Meters of Distance）、《槍響之前》（前導片）（Nine Shots Teaser）四部片，與分享他本身藉由紀錄片拍攝的參與歷程，探討近代臺灣社會上存在的環保、勞工等議題。

《奇蹟背後》一片是蔡崇隆導演2002年的作品，背景是1970年代，台灣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美商RCA公司進駐台灣，帶著新竹科學園區與台灣的電子業蓬勃發展，也培養出許多台灣的高科技人才。然而同時RCA工廠中的基層女工正用身體面對工廠未經處理的一系列污染，在許多資深員工因為罹癌比例過高之後，這街基層前員工開始組成RCA自救會，影片中最後在經濟發展與環保、勞工權益等價值之中相互辯證、思考。

蔡崇隆導演表示《奇蹟背後》一片是在公共電視時期工作的時期拍攝製作完成，該片跟他的紀錄片作品《島國殺人事件》、《公娼啟示錄》類型相似。蔡崇隆導演在此之前擔任過多家電視台專題記者，拍攝過許多不同的電視專題，電視專題儘管播出來會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相對時間篇幅有限，因此有些對他來說重要的題材並不是電視台拍完專題就結束，議題本身仍然是持續發展的，就此不追蹤後續發展其實非常可惜。因此蔡崇隆導演到公共電視台後便開始著手回回溯過去專題記者生涯中曾經接觸過的議題，《島國殺人事件》與《公娼啟示錄》二片中的主題，蘇建和案以及台北市公娼抗爭，即是由他過去的任專題記者時期所製作的專題報導衍生而來。RCA自救會正巧也是在1998-2002年間台灣的街頭運動主力之一，因受害者人數眾多、組織龐大，蔡崇隆導演在民視工作時期的同事，也是本片的共同導演，因為拍攝到RCA自救會在總統府前的陳抗畫面，因而來找蔡崇隆導演提出拍攝RCA自救會的計畫發想。

談論到關於開啟拍攝紀錄片一路的契機，蔡崇隆導演表示他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目標，出於記者的生涯經歷，好奇心成為職業習慣的一部分。記者的身份也讓他體會到「攝影機」的意義不單僅指影像紀錄，傳播工具的掌握同時意味著話語權權力關係的掌握，因此決定要「拍什麼」也相對重要，他自己會傾向將鏡頭聚焦在為公共利益有關的事物之上；不單只是公共利益，蔡崇隆導演對知名度相較低的發言或行動也同樣好奇，對於這些沒有鎂光燈聚焦的行動主體，他更想知道這群人的行動原因：既然是在公視拍攝，利用公共資源所拍攝的作品，他認為將之記錄下來可以讓社會上更多人接觸及了解。《奇蹟背後》一片也是在這樣的想法下誕生，相較於蔡導之前的紀錄片拍攝素材以陳抗人控訴為主，此片主角分成兩群人：工程師與勞工。RCA像是月亮一樣有光明面和陰暗面，它帶動了台灣IC產業發展，成就了台灣早期的電子業工程師，但陰暗面就是女工的勞動處境。可是如果單聚焦在勞工如何控訴的話會在觀看上感到疲憊、悲情，所以用成功的故事帶動悲慘的故事，體現經濟壓迫環境的最佳例子；如果不把光明與陰暗面合併在一起談論，這部影片只會歌頌經濟發展的光明面，不會看見陰暗面。紀錄片是種特殊的電影體裁，它的內容與形式同時討論著真實與虛構、藝術與記錄的邊界與平衡，《奇蹟背後》這一部片沒什麼挑戰與藝術性，像是公視專題加長版，紀錄觀點的電視紀錄片出發，紀錄片的拍攝策略也與紀錄片的觀眾群眾有關。本片的目標觀眾應該是社會上的所有人，因此選擇不拍得太像說教、也不拍得太學術，降低觀看門檻以期有更多的民眾能夠觀看並接觸這個議題。然而，於此同時紀錄片由於拍下了許多影像的真實紀錄，儘管犧牲掉情節的精彩程度，但本身又會成為一種影像證據。RCA事件非常有象徵性並且可以在各種年代上被置換。這樣的剝削的故事可以一直置換與替代，重複發生在台灣、中國等，看見來自資方階級的壓迫；並且也不是已經結束的事件，而是一個現在進行式，但許多自救會成員或當時的受訪者已經逝世，一方面為了「曾經活生生互動過的人就這樣離開了」感到難過與惋惜，但一方面又慶幸自己有即時留下了影像資料。當年拍攝的時候罹癌與環境原因關係不夠，沒辦法直接證明，所以希望收集影像證據可以藉此對工廠與女工罹癌關係產生合理的懷疑。除去此片，司法訴訟拍攝時間也在發展，也曾試圖在美國打跨國官司，案子在2003年停了10年，2013才開始打官司，2015賠5億、2017賠7億，無論從何方面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空氣男孩》是一部看似紀錄片的短篇劇情片，藉由紀錄片拍攝手法來拍攝一部劇情片。主角是位追求清新空氣而戴著氧氣罩生活的澳門人，藉由外來者的角度來觀看台灣，也在其中利用氧氣筒、空氣清淨機等道具去創意地提及pm2.5的空氣污染議題。

《九百公尺的距離》則是一部採用更多象徵及比喻技法拍攝的紀錄片，影片主題聚焦在六輕工業區900公尺之外的許厝國小面臨的空氣污染。片中相關人士的採訪都是真實的資料，透過煙囪排氣的畫面播放速度及回放等技巧處理之後，使得單單一個煙囪排氣有了多層次的隱喻。

《槍響之前》紀錄片是蔡崇隆導演正在著手的作品，本片在影展中播放的是目前計劃中期為止剪輯的前導片。片中事件是源於2019年七月因為試圖逃跑而被警方連續開9槍致死的越南移工阮國非案。阮國非作為一個在台灣長期居留的非法移工，從他逃跑到被警方開槍、到警察被法院判定業務過失致死罪的過程之中，每個環節都包含了台灣結構上的問題，藉由這起事件，紀錄片中試圖讓觀眾對於各種結構性問題激起更多的思考。除了阮國非身邊的人的採訪，片中採用靈魂視角口白，一個越南年輕男性朗誦阮國非的facebook貼文，藉此讓已經過世的阮國飛在片中的形象更為立體。

製作《槍響之前》這部紀錄片時，蔡崇隆導演直言他與更多年輕世代的影像工作者合作，激起了更多新的想法與可能性。在製作過程中輾轉取得了開槍警察胸前的紀錄畫面，30分鐘的紀錄畫面素材使得蔡崇隆導演重新思考了一次台灣社會的多重系統問題，藉由這部紀錄片，蔡崇隆導演表示並不能將這件事情究責至其中一方，而是希望讓觀眾除了接收大眾媒體報導的新聞內容外，能更多去思考階級、移民等多重問題。紀錄片不比商業電影的情節刺激或是情感渲染，同時紀錄片不能代表真實，只能再現；蔡崇隆導演坦言，紀錄片就是一面鏡子，試圖揭露一些東西。

身為紀錄影像工作者如何抽離事件繼續前進與生活？蔡崇隆導演表示，其實影像工作者時常很無奈，但自己能做的事情有限，以導演的個人經驗來說，面對這種無力感要回到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要拍紀錄片？蔡崇隆導演將紀錄片比喻為馬拉松長跑，儘管無法直接改變社會現況，倘若紀錄片成為改變社會的環節之一，能達到與社會對話、能夠盡到紀錄的工作的話，現階段盡力把這件事情做好。這也是一個影像工作者的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