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等待解殖《非洲崛起？——金磚四國的多元化依賴》演講側記

2019-11-27

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克倫

2019年10月2日，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邀請蘇格蘭聖安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 Edinburgh, Scotland)政治經濟學教授Ian Taylor進行《非洲崛起？——金磚四國的多元化依賴》專書演講。
   Taylor長年關注的研究已然揭示他對於地緣政治的敏感。他的主要著作多半聚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相較於北非地區自古參與北方地中海文明以及東方猶太-基督-伊斯蘭文明，這塊也被稱為「黑非洲」(Negro Africa)的「南方」區域更是彼時帝國主義殖民主所指「黑色大陸」的「黑中之黑」。
   然而，Taylor的關注提出，反思自15世紀前後殖民帝國大量販賣黑奴到近代瓜分非洲的西方殖民範式，晚近十多年來的「非洲崛起」意謂著什麼?甚或如何思考「非洲崛起」與「非洲解殖」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理解「西方殖民」與「全球化」在政治經濟結構上對「非洲崛起」所產生的影響與意義?
   Taylor指出，從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1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或可說明「非洲崛起」的現象。80年代成長與消退波動到冷戰告終的1992年走到低點。覬覦此地區豐富天然資源的世界霸權在90年代初出現一波撤離，從而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動盪。進入二十一世紀的2000年，非洲甚至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為「無望的大陸」(the hopeless continent)。
不過，在短短的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飆升，所謂「非洲崛起」浮上抬面，一整波的經濟論述潮流與預測都將非洲稱為「新大陸」。如同許多經濟理論所探究，Taylor亦認為國內生產總值並不意謂著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但也確實表現出某種模式的財富積累正在發生，且以「非洲崛起」的現象來看，此積累的模式以極快的速率發生。然而，Taylor也發現，此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與消退曲線幾乎與其物價指數吻合。換言之，國內生產總值表現的經濟成長並沒有帶來各國內部的消費穩定：國內生產並沒有挹注到國內商品與市場供需的平衡。那麼財富究竟是以什麼模式積累?
   Taylor認為，「非洲崛起」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依舊高度依賴外部勢力。他發現，對比亞洲金融風暴後，亞洲與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發生交叉，亞洲各國成長趨緩，並在2000年被非洲各國迎頭趕上且超越。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開始對非洲大量投資，特別是所謂「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金磚四國」的投資展現在進口非洲物資。尤其當「金磚四國」國內以大量土地重點發展本地的基礎建設與製造業時，他們便相對地需要非洲糧食與原物料進口。於是，弔詭地，相較於早前亞洲新興經濟體與市場的崛起，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即便在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提昇，但製造業占比竟與上個世紀70年代持平，甚至有所下降。對比以製造業蓬勃發展帶動二戰後亞洲各國的工業化，「非洲崛起」整體發生單一性或缺乏工業化發展，製造業出口佔比在「崛起」的十年中持平，從而大量出口民生與工業基礎物資，反過來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受外部因素箝制的物價波動。
   Taylor指出，「非洲崛起」依舊延續一種結構性的不平衡，乃至於不公平。諷刺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進口量遠超過他們的出口量。由於沒有根本且基礎性地發展製造業，「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生活所需品大量依賴進口，而出口項目則完全且單一化地取決於外部投資國家的需求。在此「崛起」現象背後的現實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經濟與消費模式完全被外部國家掐住喉嚨。如晚近作為進口大戶的中國決定不再大量進口非洲物資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經濟便危在旦夕。換言之，缺乏自給自足之經濟發展與建設的這些非洲國家僅能跟隨「金磚四國」在全球政經結構的供需發展與消費趨勢，被迫面臨無法操之在已的動盪，這已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商，而是直接地反應在人民生活所需之物資基礎與其物價波動上。
   在其觀察中，Taylor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在「崛起」時期的經濟成長波動幾乎呼應中國「崛起」。他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非洲崛起」似乎脫離對西方歐美各國的依賴，可是類似無法操之在己的依賴模式又轉向中國或「金磚四國」。「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的現代化生產模式都是單一地對應著外部國家的發展需求，而非自身的內部需求。
   最後針對近幾年的發展，Taylor指出，2015年後中國成長趨緩，乃至於中美貿易戰的近況，「非洲崛起」大量依賴「金磚四國」，甚或集中依賴中國的情勢被迫轉變。他認為，「非洲崛起」或許只是一個在世界政經結構低衝突的片斷中，一次開高走低的操作行情。他強調，在此時，非洲經濟的多樣化發展與在地工業化依舊是其「殖民之後」(post-colonial)進步方案的主要課題。
   Taylor以數據體現「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與冷戰後全球化政經體系之矛盾，並深刻地提醒蒙獲「冷戰紅利」(the cold war dividend) 身處東亞各地區的我們。事實上，從經濟依賴性結構所揭露的問題，不僅是一種純理論的供需模式，它同時模塑某種特定的權力關係與文化構造。
在不遠的一個世紀歲月裡，我們曾感受過的壓迫與不公或許是與上述勢態同屬一個結構，一種無法操之在己、被迫地陷入特定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結構，名曰：「殖民」。不同時代的「殖民」必然有不同的治理手段。然而，二戰後以殖民宗主國主導規劃「民族自決」的「後殖民」(post-colonialism)方案看似解放了帝國威權，但是冷戰壁壘下的代理人戰爭與權力遊戲，乃至於潛伏其中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方針所設想的全球化治理構造，面對這些彷彿邁向某種新秩序與新格局的想望，我們或許要回過頭來思考，我們「自身」有哪些部分在「紅利」中妥協，從而「自我感覺良好」，但又有多少「紅利」區分下的生命，在我們良好的利益中被犧牲? 或許「亞非」、「第三世界」以及「南方」等待的解殖不曾發生，才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