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演講側記

2020-05-11

講題：   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
講者：   吳哲良博士Dr. Che-Liang Wu
對談人：   黃明慧博士Dr. Ming-Hui Huang
日期：   2020年5月5日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資助出版Edith Sheffer的著作Asperger’s Children: The Origins of Autism in Nazi Vienna (W.W. Norton & Company, 2018)的華文譯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譯者之一吳哲良博士借用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液態」概念，以〈液態正義：以類造人的意識形態與治理術〉(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為題，以譯者並自己的關注的角色，演繹該書的一些重點，並試圖延伸與之對話。「液態」者，流動也觸摸不到；「液態正義」，指涉的即是非單一的正義標準，這是講者用以形容在大眾政治的角度，看待自閉或亞斯伯格症候群的想法與策略時所採取的不同，非單一種對待正義的想像能夠概括。

「亞斯伯格」一詞，有兩種意思，一是醫生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這個人，二是以此人命名的一種診斷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吳哲良博士指出，當代社會一般透過醫療或者特殊教育的角度，去認識自閉與亞斯伯格症候群診斷，但甚少有去深究其起源。Sheffer的著作，則是以歷史學的角度，去檢視「亞斯伯格」。她回顧歷史，指出Leo Kanner在1943年把「自閉」(autism)作為一門獨立診斷，而亞斯伯格則在1944年的論文當中，把自閉視為精神異常(psychopath)；及至1981年，Lorna Wing重新發現了亞斯伯格的論文，並確立了亞斯伯格症候群的診斷，但在描述當中使用了更中性的詞語形容和界定。美國精神學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APA)在1994年把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 (DSM-IV)，並將之於2013年出版的第5版(DSM-V)除名。當診斷的判斷標準放寬，並增加了診斷人數後，被診斷為亞斯伯格人數更加大規模增長。吳博士指出，在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的人數比例增高至頗為普遍的當代，理論上是屬於嚴緊的醫學診斷「亞斯伯格」，卻在日常上成為了一個具普遍性且不嚴緊的形容詞和社會標簽。

吳博士在講座中亦提及，戰後重新發現亞斯伯格並把其引介至英語世界的學者，以及像之後的精神醫學診斷當中，不少都忽略了亞斯伯格所處的歷史脈絡。在主流的歷史上，亞斯伯格這人形象正面：虔誠天主教徒、沒有加入過納粹黨，利用自己的職務救活了不少孩童……然而，Sheffer卻在其生平中發現了不少可疑之處，例如：亞斯伯格雖然沒有加入過納粹黨，但他確實有加入不少反自由、反現代、反猶太等和納粹意識形態接近的組織，並且在納粹佔領奧地利後不少大學教員被解僱之際，仍是少數保有教席，並在日後獲得納粹政府公職。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及納粹佔領期間，在維也納，不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親法西斯、親納粹陣營，都有干預生育的人口管理措施，亞斯伯格本人亦贊成優生學和納粹的絕育法。

在《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一書中，Sheffer抽絲剝繭，具體地描述，亞斯伯格所處的納粹診斷政權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治理技術等建立「診斷政權」，「以類造人」――吳博士稱之為「免疫共同體」（immunity community）；在這個過程當中，「靈覺」(Gemüt)從哲學詞彙變成了納粹診斷的基準，診斷一個人是否有靈覺、可否將之救治則是可否或是否有機會改造為共同體的一份子的基準，而國家界定一個孩子是否正常的權力亦因而增加。在戰後，雖然沒有證據直接顯示亞斯伯格的診斷直接導致兒童的被殺，但是否代表亞斯伯格可以逃過共謀者的歷史責任？吳博士追問，在納粹或威權統治結束以後的社會，「以類造人」的餘緒是否仍在，並在民主社會中以更委婉的方式出現？

在演講的尾聲，吳博士回歸到「正義」的問題。他提及，即使現在APA已經不把亞斯伯格症候群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但關於亞斯伯格的論述仍然在台灣的教育當中非常普遍，譬如有家長會希望強調自己的孩子是（高功能的）「亞斯伯格」而非（低功能的）自閉；至於懷疑自己孩子是否「亞斯伯格」的家長，在決定是否透過診斷的方式去確認與處理，則牽涉到家長如何接收相關的資訊，亦牽涉到例如可以因此獲得資源或是害怕社會標簽等種種考量。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如何思考正義？又該如何思考診斷和治療的方式（譬如透過人工智能診斷）？

在吳博士的演講結束後，則是由該書華文譯本的另一位譯者黃明慧博士回應。黃博士的回應，環繞著「區分差異」(distinction)這一議題。她以俄羅斯的「聖愚」(Holy Fool)為例，在東正教未將其封為聖徒之時，其人就是村中一傻子；同樣的村中一傻子，在現代的話，如果他沒有經過診斷，他也不會是「精神失常」。她認為，「聖愚」可以未理解為「自閉」診斷分類出現之前的狀態，而人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不同，這些非常態的狀態？

（作者：岑學敏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