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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科幻．現實．中國夢：韓松小說的國家想像與政治寓言

2024-01-08

記錄：Jun 輔仁大學大傳所碩士生

講者：賴佩暄

　　科幻小說發揮自身以虛構、想像為敘事的特性，將時空格局無限延伸，以未來史的敘事提供對現實的反思。中國科幻小說有非常強烈的現實主義的傾向，其所呈現的「科幻中國」形象及未來想像皆與「中國夢」的宏大敘事有關，實為現實中國之寓言。就中國文學傳統而言，科幻小說（SF）是西方舶來品，一種外來的文類。

　　清末甲午戰敗，晚清知識分子憂患意識與救亡圖強的心態日益增強，科學救國、啟迪民智，是其中很重要的聲音，奠定改革啟蒙論述的基礎。國家富強與國民性改造，是現代性與現代化的追求。中國科幻自晚清出現以來，就承擔了「中國夢」的重擔，是中國現代性方案的組成部分。而從晚清到民國當中，被壓抑的現代性使得科學/科幻小說被視為不入（主）流的文藝實驗。五四之後，文壇為現實主義與寫實文學所壟斷，革命文藝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現實的重擔讓科幻創作熱潮下降，逐漸被邊緣化。

　　新中國的科幻小說發展困境之一，在韓松一句話中可見：「在中國，你不可能改變未來，未來只有一個：小康社會，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一一共產主義，你寫什麼？」在當時政治官僚所看來，科幻小說具有叙事的力量、具顛覆性和異議的潛力，是「危險」的作品。在1989之後，科幻小說再度迎來興盛。學者宋明煒借鑒英美科幻小說發展史所說的「新浪潮」一詞，指稱這時期打破傳統的科幻文類成規、具有先鋒文學 精神的作品。

　　90年代出現中國科幻的新浪潮作家，其作品在 黑暗與光明未來、烏托邦與惡托邦、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界線愈趨曖昧複雜，因此更具反思和顛覆性。21世紀初，中國政府強化「科教興國」的政策，科幻小說以能宣傳科學和創新精神獲得官方支持，從邊緣逐漸進入主流視野。其中劉慈欣的《三體》等作品作為文化軟實力輸出，起到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2015年《三體》英文版拿到「雨果獎」，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疊》也拿到「雨果獎」中短篇小說獎。中國崛起的現象為新世紀科幻小說提供了許多想像的素材，中國科幻也常利用中國神話、古今歷史背景，結合現實進行創作。科幻小說故事以中國為背景、以中國人為主角，有鮮明的科幻中國形象。

　　「中國崛起」 ( the rise of China）是西方國家有見於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後續潛力而提出的說法，2013年「中國夢」的實現成為當局執政最重要的目標。其目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可以概括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口號，而新世紀「中國夢」的國家論述，是晚清知識分子「富強中國」理想的延續與變形。
　　科幻作家韓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現任對外部主任，科幻創作是其業餘愛好，作品往往對中國歷史、現實與政治有強烈關懷。其小說彷彿文字與叙事的迷宮，意象晦澀難解、故事充滿不確定性，是既不科學，也不理性的科幻小說。韓松自述其科幻觀為，「科幻的本質，或想像力的本質，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達自由的空間。中國科幻在進行社會批判方面，應該是有很大餘地的。這也是科幻本身的重要功能。」

　　韓松的《醫院》三部曲運用大量的疾病話語與意象虛構了一個未來的「藥時代」和人人有疾、處處有病的宇宙，將他對現實中國的思考，拉高到宇宙的格局和視野，所形塑的病態宇宙，實際也是「病態中國」的顯影，體現了科幻現實主義的精神。其作品「醫院三部曲」與魯迅對話的關聯在於，相似地描述病態中國、醫/病與療救、醫學與文學，充滿大量的疾病意象與話語，營造喻示人人有疾、處處有病的世界。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重要的先驅者，作品具有經典地位，其創作是以「病態」與「療救」為核心。儘管魯迅時代早已遠去，然國民性的改造遠未完成。「揭出病苦，引起療救」是魯迅小說創作重要的理念，他尖銳的問題意識與批判、所開創的種種經典意象或主題，在當代語境中仍然有效，至今仍為中國當代作家所繼承或開展，形成一種不斷「回到魯迅」的現象。魯迅筆下的「病態中國」對應的是近現代中國「東亞（方）病夫」的形象與國族危機，而一個世紀後，中國已然是一個重新崛起的大國，韓松的《醫院》三部曲即在此語境下圍繞著醫/病與療救主題，與魯迅形成某種對話，既繼承其對病態中國的問題意識，也將相關命題延伸至當代語境中，作品充滿政治隱喻與反諷。

　　魯迅的時代雖然過去了，但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對於文學創作的思考，似乎很容易不断回到魯迅身上，他們對當下或未來中國的想像，仍不斷再現歷史的陰影，這或許正體現了某種歷史無法突破的焦慮。在中國崛起/中國夢的語境下，再提國民性改造的問題，其意義或許在於：富強之後，中國要的是什麼樣的文明？科幻作家既有對於富強中國的形象、樂觀自信的未來的想像，也有對現實和未來的危機與憂患意識。所謂科幻現實主義，是指以疏離（陌生化)的方式表現對現實的認知，直指現實的寓言性寫作，也可視為對文壇主流現實主義的擴充。

　　陳楸帆即言：「科幻在當下，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科幻用開放性的現實主義，為想像力提供了一個視窗，去書寫主流文學中沒有書寫的現實。」且如韓松所言，科幻或想像力的本質，「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達自由的空間」，那麼科幻的創作就不應設有思想的禁區，而當今時代的中國也應培養幻想家，「要給幻想家以政治地位」。當中國科幻逐漸進入主流視野，官方的收編意圖也隨之而來，面對官方的宏大叙事和意識形態，科幻要如何維持想像的能量與表達思想的自由，是新世紀中國科幻可預見的挑戰。

評論：羅小茗

　　在自身研究科幻過程中，特別想知道除卻大陸以外，台灣、香港或日韓等亞洲地區研究者，會怎樣看待科幻角度講中國故事的狀況。科幻是目前比較突出的題材，所以較矚目。首先關於韓松作品閱讀的難度，非常認同賴老師所講，韓松老師的作品是閱讀起來難度非常高的。我們怎麼理解閱讀韓松作品的難度，是由於其過於晦澀、隱喻性過強、線索不夠清晰，或是說他要講的東西因審查制度比較不能從容表現，還是他的預言性本身，這些是值得思考的。

　　比如，《火星照耀中國》發表在2000年前後，在當時來閱讀「火星照耀中國」，與2008年之後來讀，因創作小說的環境、中國社會的自我感覺、中美之間的關係等等，差異都太大了，閱讀感受的差異必然也會相當大。讀「醫院」三部曲也是，在疫情爆發之前讀和在疫情之中重讀，感受完全不同。所以，如何在非技術的層面上理解這其中的“預言性”和“認知的陌生化”？

　　此外，魯迅和韓松之間究竟如何可能展開比較，這一點也需要考慮到兩者創作時的社會思想文化上的基本框架的變化。比如，精英和普通人、和既有社會制度的關係。雖然很沉痛，但魯迅有能力與其——普通人也好，制度也好，保持一定距離，並將其刻寫出來，畢竟自己不是阿Q等人，他在上海租界也還有一方天地。而這種精英和普通人、和體制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今的寫作者、研究者，都較難將自己抽離出體制。文學作品與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變得不同，究竟差異在哪很值得思考。再比如，在講到關於民族、國家框架的問題，這一點也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晚清科幻小說在構想富強中國，或所謂的新世紀面貌，所看重的政治內容的比例與今天的比較起來，更為重要。還有就是，魯迅當年所寫「吃人」和韓松在中國崛起的趨勢下繼續寫「吃人」，這裡面也有值得辨析的意味上的差別。如果說這是一種「有病」的文藝，那麼無病的文藝到底是什麼。我們該如何討論敘事應當發揮的作用？最後，可能我們研究者自身與韓松（同代人）之間的關係，與和魯迅（已經被經典化了的作者和思想家）不同。好在中國往何處去仍是逼在眼前最大的問題，這一點還是保持不變的。而如何站在中國大陸之外重新思考，跳出桎梏來理解這件事，帶來更豐富的思考線索，是值得挑戰的。